（原標題：評論|成捆的數百萬現金“扔給”書法獎：錢眼里的書法）

　　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大獎賽前不久在合肥落幕，與其他書法大獎賽展覽相比較，并無顯著特色。獎金奇高成為唯一的亮點，640萬成捆的現金就是最大的噱頭。這是“秀肌肉”的做派——錢多力量大，不禁讓人有一種揣測：主辦方企圖通過錢的多少來重新“界定”書法——有錢就是好書法，書法就是錢，寫書法就能來錢，只有錢多才能證明書法好，造成“拜金主義”泛濫的擔憂不無道理。

　　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頒獎現場

　　2019年9月底，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大獎賽在合肥隆重開幕，著實讓人感受到了金錢的能量——獎金總數達到640萬之巨，外加上評審費、車馬費和其它開銷，在書法界算得上是“天文數字”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數以萬計的獎金竟然以現金的方式發放。但凡說到錢的問題，很多人的神經不由自主地變得極其敏感，甚至不問青紅皂白。愈是這個時候，理性的思考愈有必要。一些爭論根本不在一個頻道上，純粹是雞同鴨講。主要是立場差異，原因是多方面的，書家有體制內外的差異，造成生活現狀的好與壞，安逸與否差別較大，造成心態不同，還有創作者和評論者之間的某種隔閡，與主辦方有交情，熟人或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會不同。也有評價角度不同的原因，比如有的人認為“付錢的方式”很重要，并不是“付錢”就是尊重，但有的人認為只要“付錢”本身就是尊重。需要說明的是，所有討論的問題與參展者沒有任何關系，純粹是主辦方的問題。作者按照流程來投稿、參評，屬于個人自愿。不能不說，一件事情變成一個事件，應該允許各種評說。既有發獎的自由，也有批評的自由，必須是對稱的，才是良性的書法生態。批評家的職責就是針砭時弊。至于批評的角度和方式，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拙文討論的重心并非是該不該發獎金的問題，書法理應得到全社會的重視，優秀的書法家理應得到重獎，但這些都應是出自內心對書法藝術的高揚和敬畏，是對書法家真正的推崇和尊重。再者，私人資金究竟該以怎樣的方式介入，并不是企圖借助金錢來頤指氣使，尤其不能簡單地認同和遵從“只要出錢就是好人好事”的邏輯——“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或“有奶便是娘”。單純地只有資本的力量，就能夠成為推動書法的良性發展嗎？針對 “特定現象”進一步深入思考——如何處理書法和金錢的關系，書法家如何看待金錢的問題。說到本質，這是價值觀的問題。

　　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頒獎現場

　　為什么獎金不能設立如此之高？看起來并沒有違背法律，書法家們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為？只要來源正當，誰也管不了。但“合法”之外，尚且有“合情”和“合理”之要求，財富是個人的，書法資源卻是大家的，由不得某個人任性。就好比不能因為有錢就可以買下某個城市，把看不慣的人趕走。高額獎金效應，是不是真的能做到一如報道所說：“為祖國獻禮，繁榮文藝創作，引領當代書壇創作方向。”從整個展覽的作品來看，能夠引領嗎？不言自明。到底能不能實現全社會關注書法，關注書法家，關注書法市場的目的呢？事與愿違、適得其反也是有可能的。從字里行間來推斷，為的是打造含金量超強的展賽？然而，獎金高不代表含金量就高。平心而論，這些獲獎作品如果按照正常的市場流程銷售，能夠有這樣的高價嗎？借助相關信息來看，并沒有看到太多的名家和高手參與。也就常見的那幾個評委，也就那幾個常見和不常見的參展者乃至獲獎者，也就那么幾件沒有特別之處的作品。與其它展覽相比較，并無顯著特色。獎金奇高成為唯一的亮點，成捆的現金就是最大的噱頭。這是“秀肌肉”的做派——錢多力量大，不禁讓人有一種揣測：主辦方企圖通過錢的多少來重新“界定”書法——有錢就是好書法，書法就是錢，寫書法就能來錢，只有錢多才能證明書法好，造成“拜金主義”泛濫的擔憂不無道理。主辦方強大的經濟實力，似乎在當下“無可匹敵”，可能因此就有了老子天下第一的快感。有一種可能還真說不定，有些討論也許會激起土豪 “更大的憤怒”，下一屆設立更高的獎金，又能奈我何？

　　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獲獎作品

　　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獲獎作品

　　不妨和古今中外的一些文藝類展覽對比一下。古代沒有書法展覽，近世以來自西方傳入中國不過百余年，所以談不上獲獎不獲獎，恰恰因此而更關注展示作品本身。今天代表性的書法展覽，以“蘭亭獎”為例，一等獎每人不過萬元。以同屬文藝類的“魯迅文學獎”為例，獎金五萬元，茅盾文學獎目前提高到五十萬，文學作品的含金量不一樣，往往是一個時期的代表作。寫一部小說需要一年甚至數載，書法作品一年可以出n件，并非“傳世之作”。再和影視圈的金雞獎和百花獎對比一下，“金雞獎”的獎品是銅質鍍金的金雞，“百花獎”獎品則銅質鍍金花神，側重的都是精神榮譽。外國的呢，“奧斯卡”也沒有獎金，也主要還是榮譽方面的鼓勵。按理說，影視圈有的是錢，多個環節可以有投資和效益，恰恰更重視精神價值。

　　首屆“中國書法大廈杯”頒獎現場

　　直接用現金發放，更是離譜、荒誕，并非如主辦者所說：“獎金以現金形式發放，很多書友表示羨慕嫉妒恨”，恰恰相反，乃是以資本對書家情懷直接加以碾壓。雖說選擇現金還是非現金的方式，純屬個人自由，有的人喜歡展露一下排場，就連請客付款時，也喜歡甩出大把的現鈔，但書法圈不是用現金來講排場之處，充滿了江湖味道，高雅之氣蕩然無存。書法家與金錢的關系，本來還有一層溫情的面紗，卻第一次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就好比，偽君子和真小人是有區別的，還是有所顧忌的。如果只剩下錢能夠刺激書家的創作欲望，今后若沒有錢，還能不能拿得起毛筆？力運千鈞，提不起三寸柔毫。書法家的心態在不知不覺中會發生改變，微妙的變化自己也許都感覺不到。對金錢的過度渴望，無疑會產生巨大的腐蝕性，甚至直接導致藝術理想的破滅。有人呼吁抵制，不太現實，自己可以潔身自好，卻不必擋其他書家發財的夢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無可非議。從樂觀的心態來看，人生中充滿了各種誘惑，擋不住誘惑的書家會加快消失，符合書法史的淘汰規律。就像甘肅省普遍流行的以“大白菜銷售法”來一次性買斷作品的做法。先匯給書家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一件作品一兩百元，不限制時間完成。短時間內書家可以得到巨額金錢，買家也有巨大的盈利空間，看起來是雙贏。然而，書法家為了完成超量的“訂制”，必須拼命去“復制”，造成技法的固化乃至心態的厭倦。

　　展后報道提及：“這次大獎賽創兩個之最：一是獎金最高。此次大獎賽是當代書壇投資最大的一次書賽。二是此次大獎賽充分體現了對繁榮書法藝術、推動當代書法創作及社會影響獲得提升的熱情與決心，更體現了贊助商支持、弘揚祖國書法藝術事業的崇高精神和偉大胸懷。”第一個是真的，第二個則未必。借助高額的現金想要證明什么？只能證明土豪財大氣粗，證明“有錢就任性”是一個“真理”。事實上又能證明什么呢？獎金高不代表藝術含金量高，獎金最高的比賽未必就是最好的比賽，一種錯覺而已。這一場“資本秀”，展現了金錢的能量，卻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后遺癥”。除了三五天的關注之外，這場展覽會和很多展覽一樣，迅速被遺忘，所能令人津津樂道的就只有金錢的多少。對于書家的負面影響，前文已經有過表述，可能出現“無錢不歡”的狀況。其次是群起而仿效。長此以往，書法展賽只會演變成土豪秀場，淪落為金錢游戲。錢成為唯一可以帶給書家快感的興奮劑。雖然各類書法活動，沒錢不能辦，有錢可以辦得更好，但過猶不及，如果無限制地提高成本，今后若沒有過量的錢，休想再談舉辦活動。

　　“三筆同書”書法征集宣傳

　　無獨有偶，同樣也是在9月28日，由咸陽某公司主辦的“三筆同書中國夢”書法征集新聞發布會舉行，以30萬元巨額全球尋找書法“怪才”。所謂“三筆同書”——即人體執三支毛筆，不借助外力，同時落筆、行筆、收筆，書寫“中國夢”三字，一眼能看出乃典型的江湖手法。能不能成功舉辦現在還不得而知，一旦出現類似的苗頭，需要警惕。從這一屆“史無前例”的高額獎金設置展覽開始，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可能預示了當下書法展覽“異化”的進一步加劇。回顧這四十年來，展覽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初的“書家情懷的自然流露”到九十年代中期“書家技法實力的比拼”，靠的仍然是個人實力，越來越側重技法，變得缺少情趣，發展到近些年來的“人際關系的較量”再到眼下“金錢的瘋狂游戲”，導致諸多展覽進一步空殼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可能會加速體制內展覽的死亡，資本的強力具有強大的解構作用。

　　“三筆同書”

　　如果從具體的展覽說開去，思考一下書法和金錢的關系，道理其實很簡單——就好比鮮花和水分的關系，少澆了會干涸，多澆了會溺斃。無論如何，書法的最終指向不是通向金錢，藝術精品也不可能是錢能堆出來的，藝術含金量也絕不是金錢所能決定的。

　　書法家和金錢之間的關系，不同的人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對于任何一個有識之士來說，清楚未來的不確定性很關鍵。日常生活中書家對于潤格的糾結，不僅只是想得到尊重，更主要是得到物質回報，改變自身現狀。口頭上說“平常心”很簡單，實惠卻是最主要的。有時不必苛責，人之常情。書法家的成功必須有一定的物質成本，必須有金錢的支撐，但書法家的最終成功并非只取決于物質成本，更主要是精神格局。書家和金錢之間存在著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曖昧關系。但是，無論是從古代書法史，還是就當下諸多書家來看，錢一味多了，未必是好事，所謂物極必反。古代書家中有一些可以收取高潤格的人，諸如李邕、蘇軾和趙孟頫等，甚至有揮金如土的人，比如倪瓚。諸多高官大僚，歲入頗豐，并非只是借助書法而獲得，有很多書家看似風光，現實中多半是窘境。有一點很重要，書家不能是金錢的奴隸，而是金錢的主人，能夠堅守貧困，但不需要刻意貧困。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書法史中名垂青史的很多恰恰是窮困潦倒的人物，諸如徐渭、祝允明、唐寅和徐生翁等。窘迫的狀況恰恰激發了各自的創作熱情，變成一種無可匹敵的精神動力，“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當世書家中，那些身居高位，賺得盤滿缽盈的所謂名家們，宣稱“一只手可以代表一個公司”的人，藝術水準卻一落千丈，江河日下。當今很多“書官”，想的很清楚，自己與書法根本無緣，他們真實的藝術水準談不上“遺臭萬年”，更論不上“流芳百世”，也只能做個“匆匆過客”。所以，目標就是圈錢。這是一種比較勢利的生活態度。說穿了，只是占據了協會的要職，并非真實的藝術水準。

　　書法家與金錢的關系，最終濃縮為一個“吃飯”問題。一說到吃飯問題，似乎一切都不要討論了，民以食為天，頭等大事。事實并非如此。書法家要吃飯，這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有時也是一個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有人質問，“基層書法工作者的困境了解嗎？”提出類似的問題，可以說非常幼稚。選擇書法的當初，就要有一種心理準備，書法未必會帶來充裕的物質財富，有時甚至會讓人耗盡家財，窮困潦倒。這就是需要一種強烈的“自愿”情結。再者，一個人選擇書法，書法也會“選你”，書法不會管你是窮是富，最終要以自己合理的方式來化解，有經典的作品傳世，必須符合書法史的規律。所以，現實中的書法家，即便是節衣縮食，筆墨紙硯也不可缺，古人早就說過，“有好都能累此生”。有幾個問題必須想清楚，關鍵是要吃什么樣的飯，溫飽有余即可，還是豪華奢靡？單純靠個人在書法方面的能力能不能吃上飯？別忘了，不是書法家一樣也要吃飯活命。書法變成了吃飯問題，就不再是書法。一個人即使沒有飯吃，也不可能隨便突破底線，大多數人會選擇堅守，再想辦法突圍。那么多書家不可能全部都指望依靠書法來發財，如果有大多數人需要脫貧，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很多真正熱愛書法的人，在某些時刻可能確實需要錢，但并不是為了錢而練書法，歸根結底，書法家追求的不是金錢，而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

　　同樣是花錢，如何具備相應的價值而更具意義呢？這讓我想起整整四年前——2015年9月28日的“龍坡遺珍——臺靜農作品及藏品展”，共展出臺靜農的書法佳作以及臺靜農的知交老友所贈筆墨丹青共計80件。我至今依然記得劉正成先生的感慨：“臺靜農的書法是既工且貴的一個很好的代表。匡時這個市場引領我很感動，這是正能量。今天我們安徽老鄉，如果有紀念館趕快給安徽省打報告，這個作品都拿到你們紀念館去收藏，向國家財政部申請資金，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錢的東西，不能論平尺去賣。這是我的感受之一。”“臺靜農書法為什么拍賣會上別人要用真金白銀來買呢？他的書法價值在什么地方？是要引起我們的思考，他的書法并沒有按二王的點畫結構來寫，但為什么令人心動呢，并作為一個時代的很優秀的代表陳列在這個地方？可以斷言，今天中國書協獲蘭亭獎的大部分作品，以后要掃到文化垃圾里邊去，而臺靜農的書法肯定要流傳下來的。建議安徽的紀念館趁這個臺靜農最低價位的時候趕快買進來，買進來的目的其實是我們要看可以到那兒去看，如果你拿一件我拿一件我們看不到了”。然而，這樣的呼吁并沒有得到響應。

　　“龍坡遺珍——臺靜農作品及藏品展”展覽現場

　　同樣是“揮金如土”，有時卻可以展現云泥之別的個人情懷和人生志向。前不久，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武英殿，專門舉辦了“予所收蓄、永存吾土——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在中國收藏界，張伯駒就是一個傳奇。啟功先生評價他“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說起張伯駒，最先想到他是“民國四公子”之一。其實，張伯駒被人熟知并不因為有四公子之一的頭銜，而是把價值連城的國寶留在了中國。張伯駒出生在顯赫的官宦世家，殷實的家境讓他從小對書畫收藏鑒賞，為此不惜耗盡萬貫家財購買頂級國寶。張伯駒從30歲開始購買收藏古代書畫，諸如西晉陸機《平復帖》、隋展子虔《游春圖》、唐代李白《上陽臺帖》、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宋黃庭堅《諸上座帖》、趙佶《雪江歸棹圖卷》、元錢選的《山居圖卷》等等。其中任何一件書畫，都是價值連城。張伯駒曾有言：“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賣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這些花費巨資，付出艱辛代價的字畫，張伯駒最終全部捐獻給了國家，成為北京故宮的鎮館之寶，因此有人稱“半個故宮都是張伯駒捐的”。為何要這樣做？張伯駒晚年說，“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則是予所愿也！今還珠于民，乃終吾夙愿！”

　　宋黃庭堅《諸上座帖》

　　西晉陸機《平復帖》

　　隋展子虔《游春圖》

　　當然，有些事和有些人，本身不具可比性，無論品位還是檔次都達不到，眼界和胸懷則有霄壤之別，看起來僅僅一線之隔，卻是一生永遠也達不到的境界。這是一種“駕馭金錢”的能力。

　　當“金錢萬能”的觀點滲透到整個社會，資本的力量無處不在，挾裹著潮流，扭曲了言行。大多數情況下歸咎于潮流如此，殊不知，潮流就是多數人選擇的總和。金錢本身無所謂好與壞，最終取決于人的態度和方式等因素。書家的本質是文人。文人的價值取向必須兼顧精神和物質，側重于精神。物質有基礎性作用，但根本性的作用在于精神。兩者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所謂“欲壑難填”，物質欲望往往是無止境的，但最終不能取代精神作用。精神與物質之間的微妙關系表述起來可能非常復雜，故以“貧、窮、富、貴”四字論述。“貧、窮”和“富、貴”雖然很多時候連起來用，卻有根本區別。說一個人“貧”，主要是側重物質，缺乏金錢，不得溫飽，“窮”則是精神困窘，可以指仕途坎坷，不得升遷。“貧”的反義詞是“富”，“窮”的反義詞是“達”。“富”也是側重物質基礎，家里多有錢，“貴”更主要是強調精神的高貴，自身的文化底蘊。一個人可以“貧”，但不能“窮”，“窮的只有錢”，就變得非常可怕，要追求“貴”而不只能“富”。孔夫子說過：“貧人視其所取，窮人視其所為；富人視其所與，貴人視其所舉。”什么意思呢？“貧人視其所取”，意思是有的人貧困久了，窮怕了，一旦遇到發財的機會，就會不擇手段，甚至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有德之人，縱然貧無立錐之地，但安之若素，不發不義之財，所以，貧而有骨有格的人，雖貧猶富。“窮人視其所為”，意思是人窮志不窮，不自怨自艾，不自卑自憐，而是立志奮發，雖然窮困，但所作為都有正行，雖窮而有人格，非圣即賢。“富人視其所與”，意思是有錢不代表有德行、有智能、有人緣，要看其如何用錢，懂得布施，如果錢財用于正道，利于大眾，造福人群，才是智者所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貴人視其所舉”，言下之意，人的尊卑貴賤，不在于高官厚祿，而在于他的行為舉止，是否能夠綻放人性光輝。有的人地位卑微，清白持家，從而成為真正高貴的人。

　　有錢和無錢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眾多書家，書法家要學的不僅僅只是書法本身，而是學會怎樣與金錢打交道，具備足夠的生存或者說生活智慧。假如一個人完全沉迷于所謂技術訓練，拼命參加比賽，滿腦子都是發財的夢想，由此而忽略了最基本的生活情趣，最終多半會步入死胡同。古人強調讀書明理，“貧者因書富，富者因書貴”，才能和這個世界和諧相處。拓展書家的審美、修養、素質、眼界、心胸、格局的最佳方法，必須避免只盯著技法、展賽和名利等各種欲望，全身心投入到對生活的熱愛中去，簡單有時意味著更美好。現實的悲劇在于，一方面普遍為書法圈演變為“名利場”而焦慮，另一方面卻擋不住對于金錢的過度渴望。對于一個真正有志于書法的書家來說，創作出經典作品近乎“使命”，名利永遠是副產品。一旦如果只有錢才是唯一可以帶來安全感的見證物，這已經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這個時代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