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衛健委的數據顯示，全國除湖北外其他省份每日報告的確診病例數從2月3日890例下降到2月8日509例，連續5日下降（過去四日分別為：890、731、707、558例）。

　　不過現在說疫情“拐點”還為時尚早。尤其是，伴隨返程高峰和復工在即，各大主要城市面臨著較大的防控壓力，未來中心城市、城市群如何聯防聯控？各地如何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間更好地平衡？武漢封城以來有哪些需要吸取的經驗教訓？……圍繞這些問題，第一財經記者9日專訪城市問題研究專家、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員馮奎。

　　第一財經：當前我國城鎮化已進入到中心城市帶動城市群，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階段。未來哪些地方會是聯防聯控的重點？

　　馮奎：相比較2003年的SARS，人口在空間結構上集聚的特征是：中心城市、城市群人口加快集聚。“十三五”規劃的19個城市群，占全國人口的75%。交通基礎設施特別是高鐵發達，人口流動性大大增強，現在全國人口流動的規模大約是17年前的6倍。春節及返鄉及節后返崗又是推動形成了流動峰值。這個時候，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就成為聯防聯控的重點區域。結合城市群與武漢大都市圈的關系來講，武漢都市圈及長江中游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聯防聯控的任務就特別重。這些城市群中都有核心大城市，它們是人口經濟活動最密集的區域。未來四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深圳、廣州、成都、重慶、長沙、合肥等，可以說將面臨嚴峻考驗。

　　第一財經：武漢封城后到現在十幾天了，有哪些不足和教訓，是其他城市需要汲取的？

　　馮奎：必須承認，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是迫不得已，綜合考慮了各方面的情況，武漢作出了犧牲、留守城中的武漢人作出了犧牲。但是也需要總結其中的不足與教訓。

　　最大的不足是：“封城”之后隔離措施沒有跟上。“封城”的目的是要阻斷疫情，但武漢沒有做到在第一時間征用到足夠數量與條件的賓館酒店、體育館、黨校等大型設施，沒有對疑似病患及早全面隔離收治和留院隔離處理。一些有發病癥狀的市民成為移動的傳染源，一些家庭出現成員集體感染。

　　其他城市需要汲取的教訓是：現在就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走到所謂“封城”這一步。如果要封，要劃小隔離單元。要瞄準傳染源，精準隔離、徹底隔離、科學隔離。對于確診、疑似、有熱癥狀的，分級分類進行隔離，并由專業醫護人員接手處理，徹底切斷傳染源與外界聯系。建議大中城市，現在都要做兩個預演，一是小型社區要有隔離響應；二是在沒有大規模爆發的時候，要有建設集中隔離點、救治中心的預案。

　　就武漢自身來說，“封城”及其解禁，在這次防疫中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隨著隔離到位，收治到位，應創造條件調整“封城”策略。開禁可分階除段進行，比如從封城走向“封區”，再走指定幾個區域隔離，逐步走向全面解封。這樣做也可以向國內外展示中國成功抗擊疫情的進展，增強戰勝疫情的信心。

　　第一財經：數據顯示，武漢與周邊地區的人員流動十分密集，未來武漢與周邊地區如何聯防聯控？

　　馮奎：武漢與周邊的8個城市，構成了武漢都市圈，人員流動十分頻繁。查看百度遷徙發現，武漢“封城”前的幾天，從武漢出發的熱門目的地排行榜首的城市為黃岡市，其次為孝感，這兩個城市各占武漢出城人數比例15%，加總有150萬人左右從武漢回到這兩個城市。

　　疫情防控要落實屬地責任，同時也要聯防聯控。類似于武漢都市圈，聯防聯治應是下一步重點方向。有這么幾個建議：一是在湖北省層面建立武漢大都市圈的協調機制，共同研判疫情防治的突破重點。

　　二是全國援助湖北，就要發揮武漢作為“總指揮部”的作用，從而高效地協調全國資源力量，盡快地控制住武漢大都市圈的疫情局面。

　　三是要充分利用武漢的科技資源，可以考慮開展遠程的智慧醫療專家會診服務。

　　四是加強物資等的統一調配。比如與武漢相隔100多公里的仙桃市是全國有名的一次性無紡布口罩生產基地，本身產能不小。前期由于武漢和周邊城市的道路被封閉，物資在武漢與仙桃之間中斷，現在就需要統一調度，快速提升并轉運仙桃的口罩支持其他城市抗疫。

　　第一財經：在武漢封城之后，武漢之外很多地方封村封路，帶來了哪些負面影響？如何在防控的同時，避免這些負面影響？

　　馮奎：我不贊成將“封城”作為一個經驗不加條件地加以推廣。封城、封村、封路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休克”療法。負面影響是：第一，它會傷及正常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危及到中小企業存活進而影響到就業等；第二，它是最高等級的應對手段，用力太猛以至于走到了極限，這樣可持續性不強；第三，從社會心理上，它可能會加劇整個社會的恐慌。

　　我的建議是：全國的城市要分成不同類型，疫情極度嚴重的城市、嚴重、較為嚴重、預警性城市，這是一個序列。有些湖北以外的城市，確診以及疑似病例絕對數量較少、在總人口中占比不高，且無明顯增加，這些城市主要是要將防控的關口前沿，加強預防，制定預防應急方案。在需要隔離時，應在較小尺度上實施區域隔離、并盡快將疑似病人轉到專業化的醫學隔離點。

　　第一財經：當前返程高峰來臨，10日非湖北地區企業將大面積復工復產，包括珠三角、長三角、北京等地流動人口數量龐大，這些地方如何做好疫情防控與復工之間的平衡？

　　馮奎：疫情重災區或者說在處在疫情危急階段的城市，疫情防控就是一切。疫情嚴重程度較輕的城市或者說疫情已過了最為嚴重的階段，就要考慮到恢復生產，二者的比例是9：1，還是1：9，還是5：5，這就需要平衡。

　　我覺得在考慮平衡點時，應有兩個平衡點的考慮：一個平衡點是從整個城市或區域的角度，來做好疫情與防控的平衡，當前全國的城市在總體上還是應將主要精力放在防控疫情上。

　　第二個平衡點在于，應建立由城市監管部門、企業、員工共同接受的評估與防控機制。這就需要企業根據復工條件進行復工申報；企業內部進行員工健康管理與日報制度；行業主管部門、企業、職工責任要有共擔制度，例如行業主管部門的在線監測，企業的救治責任等需要明確規定；最后還需要建立起企業與防控體系之間的應急反應制度。有的國際化企業管理規范，就應讓他們復工。而且這些制度未來也能成為企業衛生健康管理制度的重要內容。

　　第一財經：當前多個地方都提出要有序復產，企業復產如何做到有序？哪些企業應該重點保障？

　　馮奎：我注意到有的城市建立了企業復產“白名單”做法，這是有序復工的一種有效做法，是值得借鑒的。

　　對于湖北以外城市的企業有序復產，我認為應在充分考慮風險的情況下，以積極的態度予以支持。主要理由有兩個。一是企業力量加入，其實有利于調動物力、財力，消化防控成本。二是有序復產，也使復產節奏可控，與防控進程實現較好地匹配，這樣總體利益也能最大化。

　　對于復產的企業，應綜合考量。從企業類型來講，重點保障的就是應急必需的企業。如工業企業類，重點是要保障涉及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市運行和企業生產必需、群眾生活必需等企業。服務類企業優先是要保障為大城市生產生活提供服務的企業，特別是物流企業。重點民生工程企業，主要是一些重大工程項目企業。

　　其實也要對企業的防控措施有必要評估。如有的企業員工基本為本地的企業或者防控措施到位，那應該可以盡快實現復工。

　　第一財經：在當前返程高峰之際，當前一些地方對外來人口采取勸返策略，比如有些地方要求對湖北、浙江、廣東、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疫情重點地區的外來務工人員，一律勸返。那么對外來務工人員返程，應該怎么防控？

　　馮奎：我注意到，前兩天，蘇州市不允許來自疫情重點地區的車輛進入蘇州，在高速路口予以拉截。之前，還有一個湖北人開著湖北牌照的車上路后，遇到各處“封堵”，他無處可去，只好在車里生活里了十幾天。

　　這些做法可以理解，但可以做得更好。關鍵就是要建立責任分擔機制，要把返工人員變成聯防聯控的力量，而不是作為“阻力”。

　　怎樣找到更好的措施應對以上出現的問題？最重要的，我覺得應該將三個責任落到到位。一是城市主體責任；二是企業或機構的主體責任；三是個人主體責任。

　　對于城市管理者來說，要創造基本的隔離條件，特別是監督落實14天的隔離要求。對于企業或個人，也需要落實責任。比如一個人要返崗，那么所在企業或個人就應向目標城市申報，這時候企業或個人可以通過繳納應急保證金、提供健康信息等方式，來承擔主體責任。

　　第一財經：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動人口很多，應當做好哪些預案？

　　馮奎：疫情今年走了，明年可能還會再來。應從加快現代化防疫強國的角度來看超大特大城市的疫情防控。在武漢疫情中，《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衛生部法定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發布方案》的規定沒有完全得到落實。部分原因是有法不依，部分原因是法律規定滯后，特別是武漢這類大城市責任主體沒有落到實處。因此，我建議：應明確提出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人口在5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具有發布疫情的主體資格并承擔相應責任。

　　當前來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全力“防輸入”的同時，高度重視做好“防擴散”。特別是節后返程客流即將到來，這對于原有的防控體系與防控能力構成巨大挑戰。預案當中，應特別是注意發揮疫情直報系統的作用；另外建立全市一盤棋的思想，充分進行聯防聯控各項措施的實戰演練。比如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對疑似病人應收盡快、集中診治就需要統籌調配各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