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觀新聞消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擁有一整幢5號樓。作為科室主任，張文宏的辦公室在頂層5樓，一桌一椅一柜一沙發，已把房間填滿。我們聊天時，他輕輕一揮手，就碰翻了辦公桌上剛倒好的咖啡。

　　這間狹小的辦公室里，連通著另一間同樣狹小的辦公室。張文宏說，那是專門留給他的導師翁心華教授的，翁先生80多歲了，疫情前每周會來一兩次，打通兩間辦公室是為了照顧他。“我們樓里都是公用廁所，我在兩個辦公室中間弄了個洗手池，也是為了方便翁先生?！?/p>

　　張文宏辦公室里的這扇小門，連通著隔壁翁心華教授的辦公室。攝影：高淵

　　這是一個周六，我們約好上午10點半，但被人搶了先。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派人專門來找張文宏，向他征詢對中超聯賽重啟的意見。11點多，張文宏從1號樓走回5號樓，一路拿著IPAD和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專家連線，這是每天例行的會診，對象是目前還未出院的新冠肺炎病人。中午，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來訪，雙方要合作研發關于疫情的數學模型。下午3點，主題為疫情期間婦幼保健的在線論壇開幕，張文宏是主講嘉賓之一。

　　“其實從這個星期開始，我的工作量已經明顯下來了?！睆埼暮甏蜷_一個黑皮封面的厚本子，邊翻邊說，他不是一個特別細心的人，但有空的話還是會記一下每天的大事。翻到了好幾頁白紙：“這就是我最忙的時候，當時沒時間記，預留了幾頁紙想過幾天補記，但連補記的時間也沒有?！?/p>

　　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中，這個自稱“長得不是很帥，也不是很能講”的臨床醫生，三天兩頭出現在公眾面前，一會兒說“共產黨員先上”，一會兒要求大家繼續在家“悶”兩周，一會兒建議開會跟關系最差的同事坐一起。這些坦率而又充滿個性的大白話，在社會上鬧出了很大動靜，也讓他瞬間圈粉無數。

　　雖然采訪主要用普通話，但閑聊時他主動跟我說上海話。這個曾經的溫州瑞安青年，18歲上大學才第一次來到上海，他的上海話卻很流利。見我好奇于此，他解釋說，來上海沒多久就能聽懂上海話，而開口講應該是在研究生期間，當時身邊的同學好友都鼓勵他講，并沒有傳說中上海人對外地人講滬語時音調的苛刻。后來，因為夫人是上海人，“所以在家里也講上海話，但兩個兒子只講普通話，大兒子在劍橋大學念博士，小兒子還在上小學，他們的共通之處就是不愛說方言?！?/p>

　　對于生活工作的這座城市，張文宏覺得最大的特點是包容。包容他剛開始講上海話時的不標準，接受他這個小鎮青年來到大醫院工作，鼓勵他這個“個性專家”充分發表意見。

　　雖然時有打斷，但張文宏總能接得上，既梳理了過去這跌宕起伏的五個月，也剖析了這次上海抗疫的核心經驗，以及他最近在思考的問題：為什么這么多人聽他說話？下午3點半，張文宏送我到5樓電梯口，一邊幫我按下行鍵，一邊說：“今天不錯，聊了一些深入的問題。”

　　人物檔案

　　張文宏：1969年8月生于浙江瑞安，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醫學系，醫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黨支部書記、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

　　第一章：一開始肯定很擔心

　　高淵：現在回想起來，你真正進入“戰疫狀態”是哪一天？

　　張文宏：應該是1月13日開始的，因為12日我還在出差。那天一早去了浙江舟山，當地的醫學會請我去講課。他們讓我自己定題目，我主講了冠狀病毒的發現和武漢石正麗團隊的鑒定。

　　實際上，我比較早就關注到這個病毒，而且發現它的問題會很大。當時還沒有掌握第一手的病毒標本，所以沒有著手去弄，但我已經呼吁大家關注這件事。在這之前，我在北京也講過一堂課，現在網絡上還能看到，也是講病毒獵手，點擊量非常高。

　　高淵：你當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是在上海發現病例之前還是之后？

　　張文宏：上海確認第一個輸入性病例是1月20日，在這之前專家組已經成立了。我有個習慣，每天記錄一下當天的事，但1月13日之后幾天特別忙，連記的時間都沒有。

　　當時，國家衛健委要求各地上報病例時，先做全基因組測序，再由他們審核。在上海是疾控中心負責，我們華山感染科同時做平行實驗。完成測序比對后，上海第一時間報給了國家衛健委。

　　高淵：一開始，你心里有底嗎？

　　張文宏：沒底。上海到底能不能控制輸入性病例，全國究竟會蔓延到什么程度，對這些我心里都沒底。春節那幾天，我一直在想各地的防控措施、診斷體系、網絡布局，是不是足夠結實，實際上都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

　　那時候，我就住在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市里也整天在開會。半個多月以后，上海的新發病例開始下來，這就證明傳播的指數被控制住了，這個時候心就定了。

　　高淵：那時候，讓你們派醫生護士支援武漢，派得出人嗎？

　　張文宏：肯定會有擔心，我覺得這是常態反應。但隨著情況發展，大家都知道必須去，都積極報名。

　　高淵：你在第一時間說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中國可以在2到4個月控制住疫情。你覺得當時這話說得冒險嗎？

　　張文宏：鐘南山院士在1月20日公開說這個病毒肯定人傳人，23日武漢封城，我在24日就這么說了。當時這么說確實很冒險，也引起了很多爭議，特別是圈內的爭議。

　　但我當時的原話是，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如果都非常順利的話，應該2到4個月可以把疫情控制??；第二種是比較膠著，大概6個月左右控制疫情；第三種情況是控制不住，這個病在全球流行。因為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時候，美國就是這樣的，一開始也是嚴防死守，到最后沒有控制住。

　　也就是說，2到4個月控制疫情是三種情況中最樂觀的一種，因為事情發展總歸會有好中差不同可能。后來出乎我意料的是，中國控制住了，世界出事了。

　　另外，我當時敢這么說，還有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在上海，我掌握的情況不僅是醫療救治這方面，還有防控的方面。

　　第二章：上海做對了什么

　　高淵：在這次疫情中，你覺得上海的防控難度屬于哪種層級？

　　張文宏：疫情剛開始時，英國《柳葉刀》雜志做過分析，他們認為上海常住人口有2400多萬，加上流動人口超過3000萬，進出航班又是全中國最多的，所以把上海的風險排在全球大城市第一位。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用數學模型測算，如果上?？刂撇涣Γ瑫?0萬人被感染；如果防控做得不錯，應該有8萬人被感染；如果做得非常好，感染人數也會接近3萬人。而結果是，到現在本地確診病例在350個左右。

　　高淵：站在你的角度看，上海究竟做對了什么？

　　張文宏：針對這次疫情，上海第一時間成立了專家組，后來很快分成兩個專家組。我擔任的是醫療救治組組長，還有一個組是公共衛生組，組長是原上海市衛生局巡視員彭靖。也就是說，一組是臨床醫生，負責治病救人；另一組是疾控專家，負責疫情防控。

　　但從一開始，我們兩個組就是打通的，公共衛生組所有的會議我都參加。醫療救治組的專家在郊區的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公共衛生組專家在市區的上海疾控中心。我是天天來回跑，參加兩個組的會。

　　過了一段時間，市里正式發文，把“醫防融合”的思路制度化了。這兩個專家組都設了雙組長，我既擔任醫療救治組的第一組長，還擔任公共衛生組的第二組長，組員也有好幾位橫跨兩個組的，像中山醫院的胡必杰醫生等就是這樣。我們可以把在醫院發現的第一手病例在公共衛生組討論，跟防控專家一起來制定對策。

　　高淵：這么做能改變什么？

　　張文宏：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里，特別提出要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次疫情暴發初期，醫生和防控之間出現了鴻溝。

　　也就是說，醫生是醫生，防控是防控，醫生發現了病情后，報給防控等他們作出反應，會有一段時間。而防控那里掌握的疫情最新動態，很多醫院，特別是非傳染科的不少醫生可能并不知道，這才會出現武漢的醫生被傳染的情況。

　　要說怎么加強預警和防控體系建設，“醫防融合”是很重要的一點。對于威脅國家安全的傳染病，醫生和防控一定要成為一個有機整體，上海這次就是這么做的。

　　高淵：醫生和防控之間容易產生矛盾嗎？

　　張文宏：容易有，因為疫情控制得好，大家都會說是自己的功勞，一旦控制得不好，又容易推給對方。但上海沒有，我們是一起的。從來沒有誰出來搶功。

　　高淵：在疫情中你這么敢說，也是因為掌握了全面的信息？

　　張文宏：照理說，我一開始只是醫療救治組的組長，我出來應該講這個病用什么藥，具體怎么治才對。但是，對我們是怎么治好病的，尤其是針對某一個病人怎么治的，可能只有病人的家屬關心。老百姓最關心的是身邊有沒有人得病，自己會不會被傳染，得病后會不會死掉。

　　所以我始終都在講怎么防控，因為這才是老百姓最想知道的。也正因為我橫跨兩個組，了解足夠的防控信息，能講到點上。

　　高淵：你成為這次抗疫中的“網紅專家”，并不僅僅因為你的個人能力和口才，還因為有上海這個“醫防融合”的大體系在背后支撐？

　　張文宏：一個新發傳染病剛起來時，我們的認識肯定會有局限，但“醫防融合”這個體系能把能力提高。上海把救治和防控兩個層面黏合在了一起，我也深度參與了，才使我的聲音傳得更遠。

　　不然，全國每個省都有專家組，都有組長，怎么輪到我牛哄哄地一直在講。其實很多專家組長表達能力比我強，業務水平可能比我高，但他們站的點位跟我不一樣，“醫防融合”大體系讓我成了“網紅”。

　　第三章：我是被社會選擇的

　　高淵：這5個月來，你一直在各種平臺上發聲，不嫌煩嗎？

　　張文宏：我曾經說過，如果說我做的事對國家的防疫工作還有一點點貢獻，主要就是跟老百姓的溝通。

　　我傳達的都是核心內容，非?？茖W的。否則你如果跟老百姓講，這個毛病沒什么的，你們就待在家里吧。老百姓會覺得你在瞎講。專家跟老百姓溝通，一要權威，二要科學，三要準確。比如，我說夏天到了，這個病不會結束的，中國幾乎是我第一個講的，當時很多人罵我。我還講了這個病控制得不好，全世界要蔓延的，后來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

　　高淵：你這么不厭其煩地講，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張文宏：我用聊天的方式跟老百姓進行溝通，沒有什么別的目的，只是想第一時間告訴大家真實的情況，同時要他們知道應該怎么做，道理是什么。而不是看到疫情很厲害了，我怕說錯，怕有輿情，我就先不說，不讓大家知道，實在瞞不住了再說。這不行的，我們一直是有一說一。

　　高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另一種“群體免疫”？

　　張文宏：我一直認為，“群體免疫”有兩種概念，一種是生物學的概念，必須非得感染過疾病或者打過疫苗，才有了抵御力。但現在疫苗還沒有，如果全國人民都生一次病，那死亡的人數將是沒法忍受的。在我們國家，人民是放在第一位的，就不可能允許有疾病的蔓延，寧愿各方面都慢一點，也要保證不死很多人。

　　另一種是社會學的概念。在這么復雜的情況下，中國在這么短的時間控制住疫情，這跟全民動員有密切關系。其中，專家和社會大眾的有效溝通非常重要。只有讓全社會了解疫情發展，他們才能有效做好個人防護，才會有沖上抗疫一線的責任感。在上海，醫生、護士乃至居委會干部、警察、海關人員等，無數抗疫民眾組成免疫屏障，阻擋了疾病蔓延，這才是真正的“群體免疫”。

　　高淵：你對著鏡頭和話筒講話，跟平時說話有什么不一樣嗎？

　　張文宏：平時怎么講就怎么講，就像朋友之間的交流。實際上，老百姓可能官話聽多了，都喜歡這種簡單的溝通方式?，F在的傳播手段比以前快很多，以前的影像傳播還要通過記者剪輯，然后在電視上播放?，F在都是赤裸裸地扔到老百姓前面，好就好，不好就罵你，踩死你。

　　最近我也在想，為什么社會上會這么關注我的看法？我想可能是，大家希望我這個臨床醫生多發表意見，這樣他們能在獲得疫情最新信息的同時，知道為什么會這樣，現在需要做什么？這次全國兩會上，提出要對公共衛生的直報體系進行改革，我覺得既要公布疫情信息，也要有大家信得過的專家進行解讀。

　　高淵：因為大家相信你，所以各行各業都在咨詢你的意見？

　　張文宏：公共衛生是個大體系，不是衛生一家的事，而是關系整個社會。前一段時間，北京冬奧會的組委會來找我討論疫情，還有教育部關于什么時候開學，以及開學后的防控、高考日期等，邀請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作為一個防疫專家，不光是看幾個病人，但如果這幾個病人都不看，對疫情肯定是不了解的。等于你整天在防疫，但防的是誰卻不知道。所以，將來的防疫專家要橫跨臨床和防控，還要滲透到各個領域，在疫情來臨的時候，才能更好地判斷經濟怎么運行、體育賽事什么時候啟動、啟動之后怎么防護等等。

　　高淵：你這種金句連連、脫口秀式的表達方式，老百姓當然會很喜歡。但你不僅是專家，還是政府任命的專家組長，有沒有人委婉提醒你注意身份？

　　張文宏：人都很聰明的，你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是看得出來的。我跟老百姓的交流方式，實際上是被政府認可的。我覺得中國將來的發展方向，無論官員還是專業人員，都要更好更有效地跟大眾溝通，講話會越來越平實。

　　這不是我帶來的風氣，我只是被社會選擇的，這是社會大眾愿意接受的表達方式，代表了社會發展的力量。

　　第四章：必須跟全世界對話

　　高淵：這次疫情中，你跟海外的溝通也很頻繁。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邀請你做的對話吧？

　　張文宏：對，那是3月下旬，當時美國的疫情已經很嚴重了，國際上的信息又非常雜亂，在美國的留學生和僑胞都很擔心。那天做完連線已經晚上11點半了，我還要開車回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宿舍。第二天早上6點，一打開手機，就收到了上海市外辦轉來的崔天凱大使的親筆信。

　　讓我感動的不僅是崔大使漂亮的手書，更是那份誠摯的情誼。我當然也手寫了一封回信，通過外辦寄給大使館。因為疫情關系，這封信居然在路上走了一個月。因為崔大使也是上海人，我跟他相約，以后有機會在上海找個小酒館把酒言歡。

　　高淵：那時候，是不是有不少中國大使館請你做連線對話？

　　張文宏：主要是中國留學生和僑胞比較多的國家，像中國駐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大使館都來找我。海外僑胞非常想了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么，高危人群是哪些，他們應不應回來？

　　大使館之所以來找我，是因為海外僑胞已經認識我了，聽到過我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他們覺得聽得懂。幾次對話效果都不錯，跟駐美國大使館連線那次，據說美國疾控中心的不少人都掃碼進去看了。

　　高淵：你跟海外對話最多的，是世界各國的臨床醫生和疾控專家？

　　張文宏：在三四月份，基本上每天或者隔天，都要跟國外的專家連線，有美國的、英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還有孟加拉的、印度的、非洲的等等。四月份最忙，因為美國暴發了，經常是一天要做三檔海外連線。我沒仔細算過，到現在大概做了四五十檔。

　　比如4月15日這天，我在本子上記了一下。上午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查房，有好幾個病人包括兩個危重病人出院，辦了個出院儀式。中午回到華山醫院，舉辦援鄂勇士歸來歡迎儀式。下午跟歐盟四個國家的中國大使館連線，跟留學生和僑胞對話。晚上再回到醫院，和德國的幾十個專家對話。接著還有一檔，是中美交流協會組織的與美國休斯敦醫生的對話，我和復旦醫學院的吳凡副院長各講了一個專題。

　　張文宏日記本上的4月15日這一天。攝影：高淵

　　高淵：會不會有人說，跟留學生和僑胞對話是應該的，但你作為專家組長，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上海防控和治療上，而不是整天跟國外專家連線？

　　張文宏：有人不理解，覺得這個醫生盡干這些事，有點不務正業。其實疫情開始后，我一直就守在公共衛生臨床中心，那里是上海的前線，這是我的本職工作，我要看病人，每天上午都查房。

　　但作為公共衛生專家，我還有第二份工作，跟全世界的僑胞溝通，跟全世界的臨床醫生溝通，跟全世界的防疫專家溝通。

　　高淵：跟全世界對話的目的是什么？

　　張文宏：要了解全球的疫情發展情況，反過來可以為上海防疫提供決策依據。我們要給政府提建議，復工復產安不安全，全世界什么時候會打開，下一階段上海會面臨多大的風險？抗疫應該是全球一盤棋，需要組建全球抗疫共同體。如果連人家在做什么都不知道，我還當這邊的專家組組長，不是瞎搞嘛。

　　高淵：另一方面，對話能不能收到向全世界說明中國的效果？

　　張文宏：我們要了解全球防疫的進展，也要讓全球聽到我們的聲音，讓全世界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因為在疫情中，不少西方媒體把中國描繪成了人間煉獄。

　　有幾次，我跟國際傳染病專家對話，包括美國哈佛和耶魯大學的公共衛生學院院長，還有哥倫比亞大學首席科學家等，他們都問我一個問題：中國公布的疫情數據，為什么比他們模型上預估的要少得多？這個問題是很厲害的，言下之意是要么你們隱瞞了，要么你們統計錯了。

　　這時候，我就必須告訴他們，我們是正確的，我們是怎么有效控制疫情的。如果像我這樣一線的專家不說，讓誰去說呢？誰還更有說服力？所以我的日程表排得再滿，這件事我還是要做的。

　　高淵：在國際對話中，能好好說話嗎？

　　張文宏：在疫情問題上，全球是一個共同體，大家都應該好好說話。他們好好跟我說話，我也好好說?，F在跟我交流的都是專家，是愿意好好說話的，而且專家可以影響他們那邊的其他人。

　　當然，有些政客不講理，那就結束，他們不會找我，我也不會跟他們說。國外媒體找過好多次，我都沒接受，因為他們有可能曲解我的意思。

　　高淵：這五個月以來，你在國外發表關于新冠病毒的論文嗎？

　　張文宏：當然發，我們完成上海第一例病例的全基因組測序后，就在國際上發了論文。到現在為止，我和我的團隊已經在國外發了十幾篇論文。

　　高淵：有一種聲音認為，防控專家在國外發論文是不務正業，有時間寫論文，為什么不第一時間在國內發出預警？

　　張文宏：這個事情很復雜。實際上，在國際上發論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發，我們就沒辦法回答世界上問我們的問題：疫情發生的時候，為什么不告訴世界？現在我們可以說，國際論文都發了這么多，早就預警了。

　　在國際上發論文本身沒有錯，關鍵是疫情初期，國內疾控和醫生之間的交流不夠及時，才會出現國際論文發表在前的情況。這其中的關鍵，就是我前面說的“醫防融合”做得不夠。

　　第五章：抗疫一定要得人心

　　高淵：你跟國內外民眾的交流中，講了這么多金句，自己覺得哪句話反響最大？

　　張文宏：現在想想，應該還是“共產黨員先上”。這句話蠻有意思的，基本是炸鍋了，閱讀當天就有幾個億，微博熱搜很快上了第一，抖音里面全都是。

　　高淵：為什么當時有那么多媒體來華山醫院采訪你？

　　張文宏：那是1月29日，我當時好像稍微有點名氣了，但這么多媒體不是專門來找我的，我們醫院已經開始一隊一隊往武漢派人了，估計媒體是來采訪這事。我是臨時被叫去的，上午從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趕回市區，還遲到了一會兒。

　　高淵：這句話引起這么大的共鳴，其實是體現了疫情中的人心？

　　張文宏：對，而且不僅是疫情，也反映了當今社會的人心。當時的解讀有兩方面，一是長期以來，太平日子過慣了，但老百姓也是有想法的，覺得有的領導拿了很多好處，自己拿少了。我一說“共產黨員先上”，就說出了他們的心聲。二是黨員干部本來就是這個社會的精英，在這個巨大的災難面前，他們沖在前面才有希望。領導就是跑在前面的，在后面怎么領導人家呢？

　　我那天只說了“共產黨員先上”，沒說“領導先上”，因為在科室里，領導也就這么幾個人，有的還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全部上了。我們科的副主任張繼明是民主黨派，陳澍是醫院的醫保辦主任，也是我們科的教授，他是無黨派，他們都在武漢承擔了最繁重、最危險的工作。

　　張文宏和張繼明副主任 圖片來自華山感染微信公眾號

　　華山醫院感染科陳澍教授 圖片來自華山感染微信公眾號

　　高淵：實際操作中，“共產黨員先上”這個原則管用嗎？

　　張文宏：一開始派人確實有點難，但一說“共產黨員先上”“領導先上”“男同志先上”后，局面就打開了。第二批再派人，所有黨員都報名了，還有一些非黨員也要求去。那就先報名，我還可以在名單上挑選。

　　這次全國的前線是武漢，上海的前線是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我們科派人就是“三上原則”，最后如果實在沒人了，才是女同志上。護士當然男護士很少，但我們派出的醫生里，這次沒有一個女的，別的醫院怎么做我不管，至少這是我們科的傳統。

　　高淵：但實際上，“共產黨員先上”并不是一個新句，很長時間以來，在很多不同的場合有很多人講過。為什么這句話從你嘴巴里說出來，就有這么大的魅力？

　　張文宏：因為我首先也是老百姓，假如我現在是衛健委的主任或者哪方面的領導，說這話可能味道就不一樣了。當然，我這次被任命為上海市政府的專家組組長，從一定程度上也要代表政府，但我首先是專業人員。

　　也就是說，我是一個被政府賦予一定職能的專家型老百姓，我能夠根據真實情況，毫無顧忌地把一些問題反映出來。作為科室主任，我是可以不查房的，但這次疫情一來，我每天都穿著防護服去查房。所以，老百姓相信我說的是真話，相信我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

　　高淵：你這次爆了這么多金句，有時候好評如潮，但有時候也會也引發爭議，甚至被謾罵，你最不可接受的是什么？

　　張文宏：我知道，“不許喝粥”的社會反應很大，這沒什么，有人反對但更多人是支持的，大多數老百姓覺得我說得有道理，不少官方媒體還站出來為我說話。網上還傳過一幅“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漫畫，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高淵：你以前曾說過，開個人微博不是很必要，但最近還是開了，是不是因為關于你的不實之言太多了？

　　張文宏：因為這次疫情我成了公眾人物，雖然我自己也想回歸學術和醫生的位置，但影響力可能會殘留一段時間。我要保護我的影響力不被利用，更不要被曲解。所以我開了微博，想說什么就說什么，對于網上有些關于我的不恰當的傳言，我也可以直接辟謠。

　　我發的第一條微博，是那天我們上海醫學會開會，歡迎抗疫歸來的英雄們，就是想留個念想，讓大家露個面，說幾句話，為社會留一段歷史。第二條微博是分析上海出現的兩個新病例，關注度這么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說明大家對下一步疫情的走向心里還是沒底。

　　4月15日，張文宏歡迎華山醫院感染科援鄂歸來的戰友。來自華山感染微信公眾號

　　第六章：上海是最包容的地方

　　高淵：你現在參加這么多活動，有沒有專門的助手？

　　張文宏：我沒有秘書，但我有不同的團隊，我們科室不同的醫生跟我一起做。比如說，出書有個團隊，跟國外對接有個團隊，科室公眾號維護有個團隊。這些人都是業余的，平時都在做自己的臨床工作。但我一直跟年輕的醫生們說，專心業務沒有錯，但業余時間也可以多為社會做點事。

　　高淵：他們私下會不會抱怨，我們干了這么多活，出名的是你張主任？

　　張文宏：他們都是我的學生，都很愿意參加。我們出了不少書，有的書挺熱門，版稅不少，但我不會多拿。比如一本書有十個人參與，其中三個主要的多拿點，剩下的其他人再分，他們有的人會拿得比我多。

　　有時候我出去講課或者跟國外交流，會有一些講課費，我也會跟我這方面的團隊一起分。不然，如果你都一個人拿，誰還跟你一起做事？

　　高淵：就因為你這種辦事風格，你們科室很早就叫你“張爸”了？

　　張文宏：我當醫生的同時，還帶著龐大的研究團隊。我在復旦醫學院有實驗室，在復旦大學本部的生命科學院有實驗室，在華山醫院也有實驗室，研究領域涉及疫苗、診斷、免疫等等，其中包括病源進化，當然現在這個比較敏感了。

　　人家說你怎么什么都做，真正厲害的人只做一個點。我說對不起，傳染病從來沒有告訴你，只要懂一點就能控制了。我現在的愿望是把這個疫情控制住，我可以不做院士，也可以藥物不是我發現的，但我希望了解疾病的方方面面。

　　可能因為我帶的團隊比較多，做事情又比較仔細，先是團隊的人叫我“張爸”。2010年我當華山感染科主任后，整個科室的年輕人也跟著一起叫。后來連那些比我年紀大的人，也都叫我“張爸”了。

　　高淵：在你的研究領域，最核心的是什么？

　　張文宏：應該就是新發傳染病的診斷。這次新冠疫情是復合型事件，不單純是一個病毒這么簡單，會涉及感染的方方面面，對治療診斷的要求很高。

　　這些年，我這一路走來，從非典、H7N9、非洲輸入性疾病、豬皰疹病毒等，我們團隊的研究都是國內領先的?，F在，我還有一個團隊在研制新冠疫苗，論文暫時還沒有發，因為我在等國際的疫苗進展，如果效果不好，就會把我們的疫苗往前推一步，這是跟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合作的。

　　高淵：前段時間網上有人幫你算了一下收入，說你年薪180多萬。很多人留言說，這個不算多。

　　張文宏：從當時的社會反應看，大家沒覺得奇怪，可能覺得在一家著名醫院的頂尖科室當主任，可以值這點錢。其實，在我們華山醫院當內科醫生，是根本拿不到這個收入的。

　　我是上海醫科大學招收的最后一屆6年制本科生，再加上碩士3年，在職博士4年，加起來讀了13年。2000年前后，我在華山感染科每月的收入只有三四千元，雖然是20年前了，但當時這點錢也是養不活家里的。我曾經想離開，轉行、出國或者去外國藥企都可以，但我的導師翁心華教授勸我再等等看，我就留了下來。

　　高淵：你高考時是一門心思要當醫生？

　　張文宏：我的中學是老家溫州的瑞安中學，是一所老牌重點中學，我的成績一直非常好，可以保送重點大學。但我都放棄了，因為我想學醫，醫學融文科和理科于一體，又能治病救人，比較高尚，符合我的想法。而且在我們那里，醫生是很受尊重的。

　　我的第一志愿是上醫大，在全國醫學院里是數一數二的，那年上醫大臨床醫學專業在浙江招8個人。其他志愿好像都填了醫學類，萬一上醫大考不上，別的醫學院應該沒問題。

　　高淵：來上海后，發現這座城市符合你的預期嗎？

　　張文宏：以前聽人說上海人不包容，我18歲來上海之后卻覺得，海派文化的核心就是包容。而且上海的官本位思想不重，這次疫情中，市領導對我們專家的意見非常尊重。

　　我這個來自浙江小鎮的青年，正因為來了上海讀書，留在了上海工作，今天才能夠參與到全中國的抗疫中，我覺得很驕傲。自己這么多年的所學，對國家和民眾能有用，這是真正實現自己的價值。

　　高淵：今天所獲得的社會認同，是你當年選擇學醫時，最期待的結果嗎？

　　張文宏：我出生在瑞安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一家國企的工程師，母親是小學教師，還有一個大兩歲的哥哥。小時候最大的理想是，通過讀書能去看看更大更遠的世界。人生往往不會后悔做了什么，而是后悔沒做什么。我覺得年輕時大家都應該奮斗，奮斗才有機會。

　　在中國的社會體系中，并沒有形成固化的格局。在這個國家，如果你有能力，你足夠努力，可以有機會成為醫學專家、企業家，或者其他領域的頂尖專家。這個國家還在不斷地鼓勵老百姓，在社會上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時實現自己的夢想。既然我們擁有這樣的環境，為什么不用好屬于自己的機會？

　　原標題：【高訪之“戰疫人物志”】張文宏六章：我為什么這么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