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已有多起以中國政府、相關部委等為被告的與新冠疫情相關的誣告濫訴案件，其中既有美國律師提起的集團訴訟，又有美國密蘇里州和密西西比州提起的訴訟。誣告濫訴案件，是將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不符合國際法，不利于國際合作，國內外已多有論述。即使按照美國法尤其是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美國法院對這些誣告濫訴案件亦沒有管轄權，應駁回原告的起訴。

一、美國法院對相關誣告濫訴沒有事項管轄權

　　美國原告起訴中國繞不開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89年在阿根廷與阿美拉達赫斯航運公司案（Argentine Rep. v. Amerada Hess Shipping Corp.）中已明確裁定，《外國主權豁免法》是管轄針對外國國家的訴訟的“唯一依據”（sole basis）。在判斷事項管轄權時，美國法院首先判斷被告是否構成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上的“外國國家”，其次判斷被訴行為是否構成《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5節至第1607節所規定的豁免例外。

　　中國政府、相關部委、中國科學院等被告構成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上的“外國國家”。《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3(a)節規定，“外國國家”包括“外國的政治分支機構或者外國的機構或實體。”第1603(b)節規定，外國的機構或實體“是指獨立的社團法人或非社團法人；外國機關或該機關的政治分支機構，或其大多數股份或其他所有權屬于外國或其政治分支機構的機關……”按照美國法，中國政府及其控股的在中國注冊成立的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屬于“實體”，構成“外國國家”，有權享有管轄豁免。

　　按照《外國主權豁免法》和美國聯邦法院的判例，原告主張“商業行為例外”“侵權例外”“恐怖主義例外”沒有任何依據，美國法院對案件沒有事項管轄權。從《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4節可以看出，除非存在第1605節至第1607節或者任何可以適用的國際協定導致外國不能享受豁免的，則原則上推定外國國家享有主權豁免。這意味著，除非存在可適用的豁免例外，否則美國聯邦法院對原告以外國國家及其財產為被告的訴訟請求沒有事項管轄權。

　　中國防疫行為和措施不構成“商業行為例外”。《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5（a）（2）節規定了商業行為例外，包括“訴訟是基于外國國家在美國進行的商業活動提起的；或基于外國國家在美國的行為提起，而該行為與外國國家在美國境外的商業活動相關；或行為雖發生在美國領土外，但與外國國家在美國境外的商業活動相關，且對美國產生直接影響”。美國原告喜歡援引“直接影響”條款，但依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92年在阿根廷訴威爾特歐爾公司（Republic of Argentina v. Weltover， Inc.）案的判決，直接影響是指被告商業活動的直接后果，后果與行為之間沒有任何介入因素，且這種直接后果必須發生在美國。中國政府在中國境內防控疫情是由中國政府作出的行使公權力的管制行為，顯然不是商業行為，不符合《外國主權豁免法》上的商業行為例外，免予美國法院的管轄。

　　中國防疫行為和措施不構成“侵權例外”。按照《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5（a）（5）節的規定，只有外國政府及其雇員在美國境內的侵權行為造成原告損害的，美國法院才行使管轄權，且明確不得對外國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權而引發的訴訟行使管轄權。中國政府在中國境內防控疫情，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并未在美國境內實施侵權行為，美國法院無權行使管轄權。

　　中國防疫行為和措施不構成“恐怖主義例外”。美國1996年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整編后的《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5A節規定了恐怖主義例外，針對利比亞、伊朗等被美國國務卿依據2008年度《國防授權法》等法律指定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2016年通過《對恐怖主義資助者實行法律制裁法》，整編后的《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5B節規定了針對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外國國家應負的責任。《美國法典》第18編第2331節規定的“國際恐怖主義”包括違反美國或任何一州刑法的暴力行為或危害人類生命安全的行為，或若在美國或任何一州的管轄范圍內實施則構成刑事違法的行為。指控中國“針對美國的國際恐怖主義”，顯然十分荒謬。

　　二、美國法院對相關誣告濫訴沒有屬人管轄權

　　未按《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8節規定的送達方式和順序的送達無效，美國法院不得對外國國家或其政治分支機構、機構或實體行使屬人管轄權。《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4（j）（1）條規定，對外國國家或其政治分支機構、機構或實體的送達應適用《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8節。《美國法典》第28編第1330(b)節規定，如果外國政府不能享有第1605至1607節的豁免，則美國法院在依據第1608節對外國政府送達后享有屬人管轄權。

　　依據《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8節，對外國政府或其政治分支機構，與對外國政府的機構或實體的送達存在細微區別。第1608（a）節要求如下順序送達給外國國家和政治分支機構：第一，根據原告與外國國家或其政治分支機構對于送達的特殊安排送達傳喚狀和起訴狀副本各一份；第二，若無特殊安排，依據可適用的關于司法文書送達的國際公約送達傳喚狀和起訴狀副本各一份；第三，如無法按前述兩種送達方式進行送達，由法院工作人員注明地址并通過任何掛號簽收之郵遞方式向相關外國外交部長送達傳喚狀、起訴狀副本各一份和訴訟通知，并附上該國官方語言譯本。

　　美國原告顯然未與中國政府就送達存在特殊安排，中國又反對郵寄送達，因此美國原告的郵寄送達非法無效。在文書送達領域，中美兩國均是《海牙送達公約》締約國，故送達應適用《海牙送達公約》的規定。中國在加入《海牙送達公約》時對第10條規定的郵寄送達作出保留，美國原告郵寄送達傳喚狀和起訴狀，是非法無效的。

　　中國司法部有權拒絕代為送達。中國加入《海牙送達公約》時指定司法部為中央機關，原告只能先通過《海牙送達公約》規定的中央機關送達。中央機關送達是指將美國原告須將起訴狀和傳喚狀遞交中國司法部，由中國司法部再轉送給中國外交部以及其他被告。對于以中國政府、部委機關為被告的送達，嚴重損害中國主權或安全，中國司法部有權援引《海牙送達公約》第13條第1款予以拒絕。

　　《海牙送達公約》第15條規定，法官不得作出缺席判決。同時，按照《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8（a）節規定，在送達完成且《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和《外國主權豁免法》規定的條件滿足后，美國法院才能繼續審理案件。

　　三、美國原告沒有起訴的主體資格

　　美國律師和民間團體援引依據美國《2005年集團訴訟公平法》（the Class Action Fairness Act of 2005）提起集團訴訟是錯誤、徒勞的。集團訴訟并非原告提交起訴狀后法院就應受理，而是得法院批準發布“集團證明”（class certification）。《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23條規定了組成集團訴訟的四個要件：第一，集團人數如此眾多以至于所有人都參與訴訟并不現實；第二，集團成員面臨共同的法律或事實問題；第三，集團代表人的請求或抗辯在整個集團中具有典型性；第四，集團代表人將公正充分地保護整個集團的利益。美國受疫情影響的人千差萬別，美國法院如遵守前述規定，則應拒絕批準所謂的集團訴訟。美方的誣告濫訴，離不開企圖作為代表人的部分律師的推波助瀾，而有的律師本身并未在合法執業期內，已被法官拒絕擔任代表人、代理人。

　　美國法院在決定是否批準集團訴訟時不但要適用《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等法律，更要適用《外國主權豁免法》。1976年第94屆國會第2次會議上，美國國會逐條分析了《外國主權豁免法》草案，出具了一個報告。從該報告可以看出，美國國會顯然在立法時沒有考慮州政府也享有起訴外國政府的權利。密蘇里州、密西西比州政府作為原告及集團訴訟代表人對中國提起訴訟，既違反國際法，也不符合《外國主權豁免法》。

四、美國法院應駁回原告的起訴

　　美國法院應依職權主動審查案件的事項管轄權，并以缺少事項管轄權為由駁回原告起訴。審查本院對案件是否享有事項管轄權，是美國法院的義務。根據《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12（h）（3）條，缺少事項管轄權的抗辯可以在訴訟的任何階段提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83年尼日利亞中央銀行案（Verlinden B.V. v. Central Bank of Nigeria）中認定，即使外國國家并沒有出庭主張豁免抗辯，美國聯邦地區法院仍然必須主動審查是否存在《外國主權豁免法》上的豁免，如發現原告未能充分證明《外國主權豁免法》上的豁免例外的，法院應以缺乏事項管轄權為由駁回原告起訴。

　　美國原告的請求沒有任何證據支持，美國法院不得作出對被告不利的缺席判決。《美國法典》第28編第1608（e）節規定，美國聯邦法院或州法院不得對外國國家、其政治分支機構、機構或實體作出缺席判決，除非原告的訴訟請求或救濟權利得到了令法院信服的證據的支持。原告的起訴沒有任何依據，美國法院對案件沒有管轄權，美國疫情損害的產生、擴大，并非因中國政府造成的，與中國政府防控疫情沒有因果關系，故美國法院亦應駁回原告的起訴，不得作出對被告不利的缺席判決。美國疫情誣告濫訴既不符合國際法，也不符合美國法，終將失敗。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