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我的祖父艾思奇誕辰110周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工作期間專程來到騰沖和順古鎮的艾思奇紀念館，看展品，聽介紹，詳細了解艾思奇為黨的理論宣傳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大眾化作出的積極貢獻。總書記深情地指出，我們現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樣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講好的人才。我們要傳播好馬克思主義，不能照本宣科、尋章摘句，要大眾化、通俗化。這就是艾思奇同志給我們的啟示。作為艾思奇的后人，聽了總書記這樣的評價，我心里很激動，切實感到歷史沒有忘記他，我們黨沒有忘記他。總書記在我祖父誕辰周年到訪艾思奇紀念館，就是對他為黨為祖國為人民做出貢獻的最大肯定、最大褒揚。

　　我由此想到，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中，列舉了對創建當代哲學社會科學做出開拓性努力的名家大師，在郭沫若、李達兩位先生之后，就提到了艾思奇。我祖父是1966年3月去世的，終年56歲，從學術生命上說，算是英年早逝。2016年是他去世50周年。剛好這個時候得到總書記的肯定，我想祖父地下有知，也一定會欣慰有加。

　　（二）

　　艾思奇到底對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做出了哪些突出貢獻呢？我父親李昕東曾經給我講過，艾思奇很像中國的普羅米修斯，為暮靄沉沉的舊中國盜來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天火”。為他帶來最大榮譽的，無疑是他25歲時就出版的《大眾哲學》（最初以《哲學講話》書名出版）。1937年4月還出版了膾炙人口的《哲學與生活》。《大眾哲學》一書，深刻闡明了革命與哲學的辯證關系，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的先河。1935年李公樸在這本書的編者序中寫道：“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溶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的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李公樸認為，艾思奇寫這本書在理論體系上是很用了心力的，對新哲學許多問題的解釋，比一切其他著作更明確，有許多深化的地方。他說：“這一本通俗的哲學著作，我敢說可以普遍地做我們全國大眾讀者的南針，拿它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確，正是有艾思奇這樣一批像普羅米修斯一樣的名家大師的努力，馬克思主義哲學才迅速成為當時一代進步青年的思想武器。

　　艾思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哲學大眾化的拓荒者之一。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艾思奇結下了不了的“哲學情結”。他們尚未謀面之前，就已經有了共鳴。毛澤東同志在閱讀《哲學與生活》時，曾在百忙之中摘錄了多達十幾頁的觀點。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論著，亦不乏與《大眾哲學》觀點的相通之處，兩人在概括認識發展總規律上是一致的。毛澤東同志也特別注意用歷史和現實中的事例來闡明抽象的哲學原理，在《實踐論》中解釋事物的變化發展時就借用了《大眾哲學》中提到的雞蛋孵化成小雞的淺顯例子。1937年年底，艾思奇到達延安，直接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從事革命斗爭和哲學研究。毛澤東同志1963年指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艾思奇在這方面無疑是一位先驅者。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決定為大學出版一套中國自己的教科書，艾思奇承擔了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重任。這是新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在這之前，人們主要學習前蘇聯為主的西方哲學經典。所以毛澤東同志得知后高興地說：我們終于有了自己的哲學教科書。這部教科書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哲學思想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歷史成果。

　　（三）

　　主持延安新哲學會，是艾思奇在延安時期的學術標志事件之一。

　　新哲學會的成立，是與當時毛澤東同志對理論和哲學的濃厚興趣分不開的。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環境逐漸穩定下來，毛澤東同志就以異乎尋常的熱情和精力讀書和倡導讀書。除馬列原著外，他重點閱讀研究哲學和軍事。隨著從國統區來的文化人逐漸增多，毛澤東同志在發奮攻讀哲學書籍時，如果條件允許他還經常主動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閱讀體會。這期間就包括研讀《哲學與生活》與艾思奇的交流。在延安，毛澤東同志親自倡導和帶動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潮。1938年和1939年，他曾先后組織過三種形式的哲學討論小組，分別叫新哲學會、哲學研究會、哲學小組，大體上每周左右討論一次。

　　新哲學會是1938年6月在毛澤東、張聞天、陳云分別牽頭的三個哲學小組基礎上，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共18人發起成立起來的。1940年6月召開第一屆年會時，新哲學會已經發展到50多人。艾思奇作為新哲學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組織起草了通告《新哲學會緣起》，發布在《解放》周刊上，介紹了新哲學會成立的目的、性質和任務。“緣起”指出，若使理論對實踐更有指導意義，研究者不僅要結合抗戰的實際經驗和教訓，而且要發揚本民族傳統中最優秀的思想，吸納國內外最好的理論成果。

　　參加新哲學會活動的有黨政軍高級干部、理論文化教育工作者等。該會翻譯了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編輯了一些哲學教材，并經常舉行哲學報告會、座談會、討論會。艾思奇在這期間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1939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了約37萬字的《哲學選輯》，把當時在延安所能見到的中外新哲學著作的精華內容薈萃一起，便于人們集中學習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觀點。

　　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和哲學思想是新哲學會的核心內容，可以說，新哲學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首個試驗場。它不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組織，而且對全國的文化理論界來講，又起著抗日統一戰線的作用。受新哲學會影響，在延安的許多黨政軍機關、學校都成立了哲學研究小組，對廣大干部學習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斷提高理論素養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樣，延安以外的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進步知識分子也掀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延安新哲學會和不少國統區地方的學術團體建立了聯系，互相交換學習資料和研究成果，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一步廣泛深入地傳播。在毛澤東同志的倡導下，延安成為研究和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想基地，使各解放區廣大黨員、干部乃至軍隊廣大指戰員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四）

　　艾思奇在普及自然科學特別是自然辯證法方面的貢獻，是一般人不大了解的。

　　艾思奇兩次東渡日本留學，第二次留日考入了日本福岡高等工業學校采礦系。他的本意是學習地質科學，發揮云南的資源優勢，以推動實業救國為目標。這期間，他廣泛汲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種知識，甚至在同學聚會的喧鬧場合仍然手不釋卷，其刻苦精神為同學們所嘆服。

　　艾思奇認為，自然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搞哲學的人一定要懂得自然科學。他最早的職業是在上海泉漳中學任物理化學教師。做教師之余，艾思奇常為江蘇省委的地下黨報《日日新聞》寫政治評論，還為“反帝大同盟”起草過宣言。他在上海時期發起組織“自然科學研究會”，不僅是個人愛好，也是黨組織領導的工作，參加的有章漢夫、于光遠等20多人。他們堅持舉辦學習和研究自然科學的活動，寫了許多科普文章。艾思奇發表了《談死光》《談潛水艇》《火箭》《斑馬》《太陽黑點與人心》等一系列科學小品。其中，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內容最受歡迎。他還借自然科學文章抨擊時弊，也令讀者耳目一新。這期間，國際著名微生物科學家高士其腦部受到感染而患重病回國，艾思奇熱情幫助他走上了科普創作的道路，他們成為一生的摯友。在延安時期，他又和徐特立、于光遠、周建南等人組織了“自然科學研究會”，也講授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新中國成立后，艾思奇參與組建了“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大力倡導自然科學。艾思奇與發現北京猿人的人類學教授裴文中成為好友，他們和溫濟澤一起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給工人們普及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社會發展史和自然辯證法，大力推動自然科學在中國的普及。小麥專家李振聲曾提出，他自己在科學領域的成就，受到華羅庚和艾思奇的啟發。艾思奇作為自然科學方面的專家，做到了教學相長和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恩格斯曾經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視恩格斯的這一重要思想，反復強調哲學是科學發展的總結，“一定時代的新哲學，是以這一時代的科學成果和科學發展為基礎的”，只有善于吸收現代科學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發展適應時代需要的進步的新哲學。為此，他特別重視自然科學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譯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學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學展望》《宇宙線》兩篇文章，向國內讀者介紹現代物理學的最新進展，同時也為從哲學上總結自然科學最新成果做理論上的準備。1952年，艾思奇受馬寅初校長聘請，在北京大學擔任了5年的客座教授，重建了北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他還“三進清華園”，為清華大學師生講課，首次提出了“基本粒子無限可分”的論斷，一時引起轟動。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學技術日益進步的時代，應當使自然辯證法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在他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黨校在全國率先開辦了自然辯證法學習班。在他的指導下，中共中央黨校編寫了全國第一部自然辯證法著作《自然辯證法提綱》。他希望通過這部著作發展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解決好哲學與自然科學新發展的關系問題。1965年，艾思奇在《紅旗》雜志發表《唯物辯證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論武器》一文，對日本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給予高度評價，指出“由原子理論到基本粒子理論的發展歷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證明了這個唯物辯證法的真理”。這篇反映哲學時代化的論文，是他逝世之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坂田昌一也提出了“毛粒子”的觀點，稱贊了毛澤東同志的辯證法思想。

　　（五）

　　艾思奇一生從事教育事業，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貢獻良多，而且對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傳播同樣注入了心血和熱情。新中國成立后，全國范圍內邀請艾思奇講課的需求量很大，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聘請他通過電臺系統講授歷史唯物論和社會發展史。這樣做，也開創了中國電化教育的先河。   艾思奇對語言的學習有著天賦的能力。在日求學期間，他以超常的閱讀速度和記憶力，吸收了廣博的科學知識。為精確理解各國經典著作作者的本意，他在短時間內至少自學了日語、德語、英語和俄語，跨度之大難以想象。由于各國語言特點不同，經典著作的翻譯版本文字也有所不同，他自創了多種字典連環對照的方法，準確印證了名家的思想脈絡。看到祖父努力學習的熱情和掌握語言的天賦能力，令我們這些后輩感到汗顏。他早年利用工作之余，翻譯了海涅詩集《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我從祖父的語言類學習筆記中看到，他到中晚年學習語言的勁頭仍然不減當年，而且還更加勤奮。他上班前至少學習半小時外語。祖母王丹一跟我講過，祖父一有功夫就扎進外文書店，購買自己喜歡的外文書籍和黑膠唱片進行收藏。他對各類馬克思主義哲學書籍都要盡可能閱讀原文。學習俄文時他格外精心，曾經收集了整箱的《斯大林講演集》黑膠唱片。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艾思奇與學生之間啟發式的教學關系。2010年，我去拜訪大書法家歐陽中石老人。一見面，老人就和我說：艾思奇是我的老師。我開始還不太理解祖父怎么會是歐陽中石的老師，后來問了祖母王丹一我才知道，對中石老人來講，艾思奇確實是真正意義上的老師。上個世紀50年代初，歐陽中石先生考取了輔仁大學哲學系。一年后他又考進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修中國邏輯史。當時，艾思奇正是北大哲學系的客座教授。

　　有一次上課之余，中石先生與艾思奇攀談，艾思奇知道中石先生和齊白石先生熟識，就問中石先生知道齊白石先生畫蝦的事情嗎？中石先生說知道，艾思奇說那我問你個問題：為什么他畫的蝦是透明的。中石先生說齊先生畫的是淡墨的，淡墨就透明，還畫了許多蝦的須，還有蝦的腿，另外在蝦頭上的淡墨里面加了一點重墨。艾思奇繼續問，就這樣嗎？中石先生說就這樣，艾思奇說那你再看看去。中石先生帶著艾思奇的問題，又來到了齊白石家看他畫蝦。齊先生在蝦頭部分先畫一灘墨不很深，還往外洇一點，然后齊先生停下筆，又用一個小筆添很濃的墨，等上一會在這個黑墨里頭再畫了一道，很細很濃，經過這一道下去以后，這個蝦就活了，就真成了透明的了。中石先生回來給艾思奇說，艾思奇說這回你看對了，他就是在濃墨中又有一筆焦墨。當時還很年輕的中石先生非常感嘆，一個哲學家在觀察一幅國畫作品的時候，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太了不起了。

　　艾思奇的觀察能力和認知能力確實不同于常人。作為一個哲學家，他能夠從畫作中感受到齊白石先生的洞察力。他能夠從蝦頭上的那很濃的墨，總結出“透明”與“混濁”的區別，說明他對齊白石先生畫作觀察之深入。他從哲學的角度闡明了齊白石先生之所以成為藝術大師的必然性。艾思奇通過齊白石先生畫的蝦，深刻地講明了一點，那就是：一位深有文化底蘊的藝術家，他既要有整體認識，又要有具體的、局部的、深刻的認識，才有可能創造出常人所達不到的藝術高度。

　　今年也是我祖母王丹一誕辰100周年。她1937年11月去延安，比我祖父小整整10歲，他們1944年7月在延安結婚。之后，我祖母主要在中組部和中央黨校工作。艾思奇去世后，她受鄧穎超、李培之、郭明秋等同志囑托整理艾思奇的遺稿。離休之后，她仍然以共產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生活非常簡樸，并十分關心黨和國家事業以及黨校工作的發展。她依托中央黨校和中國社科院，組織全國專家和開國老干部召開多次艾思奇紀念研討會，出版了幾十本論文集。她主持出版了《艾思奇文集》兩卷本、560萬字的《艾思奇全書》八卷本等一系列著作。1978年，她將艾思奇故居贈送給國家成立了艾思奇紀念館。她和我講過，艾思奇的一生充滿了傳奇性。我看到有些評論說，祖母王丹一把艾思奇的工作和貢獻又延長了50年。

　　艾思奇是現代中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在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現代中國哲學發展史上都有很重要的歷史地位。我了解到的這些內容，只是只鱗片甲、吉光片羽，盡管如此也可以印證艾思奇內涵豐富的一生。他在我心中，是那么的立體，那么的鮮活。今天，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這樣的時代，艾思奇的哲學、自然科學、文學遺產值得我們后輩認真學習、繼承和發揚，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