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社會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新奇的經濟社會現象，很多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進程中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較典型的有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等國家。

　　世界銀行2017年曾經公布了一個經濟體劃分的標準，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3955美元屬于下中等收入經濟體；人均GDP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屬于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人均GDP超過12236美元則屬于高收入國家。

　　墨西哥是拉美經濟大國，經濟發展水平在世界上處于中等偏上的位置。墨西哥地理暨普查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早在1973年，墨西哥的人均GDP就達到1010美元，進入下中等收入階段；1981年，人均GDP達到3614美元，但隨后又一直下滑；1992年，人均GDP達到4210美元，跨越上中等收入線，之后緩慢增長；2011年，人均GDP首次超過1萬美元，達到10114美元；2014年，人均GDP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0837美元；2018年，人均GDP是9811美元。

　　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墨西哥自從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以來，40多年時間里一直掙扎、徘徊于中等收入經濟體，遲遲不能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從而陷入典型的經濟學上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

　　分析墨西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發展戰略失誤導致扭曲的發展

　　墨西哥國民經濟發展最初高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模式，為了推進經濟持續發展，逐漸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希望通過國有化浪潮來生產本土工業制成品以滿足國內需求，從而替代所有進口工業制成品。

　　當時，國內工業發展借助政府的干預和保護，減小了外部市場的沖擊，并通過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國土資源發揮本國優勢、大膽利用外資并適當限制外國專利等方式，刺激了國內經濟的發展，墨西哥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以上，工業總產值每年平均增長7.2%以上，并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階段，經濟發展依靠高投資率和高物質消耗，國內工業制成品缺乏國際競爭力，一旦大規模實行對外開放，國內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將受到嚴重沖擊。

　　因此，墨西哥在步入中等收入國家陣營后，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框架已無法繼續適應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市場化的新要求，沒有及時轉向外向型的發展戰略，沒有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分工，反而通過高估本幣、關稅、非關稅壁壘等手段影響生產要素和商品價格，導致國內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效率低下。其本質是一種以計劃機制代替市場機制的經濟趕超式增長，造成市場扭曲和工業化進程發展緩慢。

　　另外，由于產品缺乏技術含量導致競爭力不足，進而影響到產品出口量下降，而進口設備和中間產品不斷增加，導致經常項目赤字一直在擴大，再加上國際貸款利率的大幅度上升，國際儲備日益枯竭，外債到期之時也無力償還，最終演變為1982年的債務危機，外債額高達810億美元，居高不下的外債使國家經濟面臨困境。

　　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改革留有后遺癥

　　1982年債務危機爆發后，墨西哥開始采用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實行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1986年，墨西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88年，墨西哥開放了本國市場，開始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并與美國、加拿大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但是，新自由主義導向的改革并沒有使墨西哥擺脫困境，反而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是沒有應對好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通過關稅的降低、貿易壁壘的逐步取消，美國、加拿大等一些國外資本大舉進軍墨西哥國內市場，導致很多本土中小企業破產倒閉，產生較高的失業率，影響了社會穩定。

　　二是過度的私有化改革。1990年，墨西哥一些國有企業開始實施私有化改革，外國資本大肆收購國有企業，導致國有資產轉移和大量流失，同時也降低了墨西哥政府對經濟命脈和國家資源的掌控能力，進而影響一系列民生領域的投資。

　　創新能力不足導致經濟增長動力匱乏

　　科技創新、技術進步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要素。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經濟增長較多依賴于引進技術、增加投資和低成本勞動力；而在經濟發展高級階段，經濟增長更多依賴于以科技進步和高技術專業人才為核心的創新驅動。

　　墨西哥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單純依靠資本投入和勞動力投入的邊際效應遞減，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明顯不足，客觀上需要通過創新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但是，由于墨西哥科技研發支出偏少、科研人員比例偏低、人力資本質量低下等原因，導致科技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發揮有限，缺乏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使國家的整體創新能力下降。

　　比如，1989年，墨西哥高技術產品出口只占制造業產品出口的10.10%，2011年才達到16.51%，僅僅增加了6.41個百分點。2014年，墨西哥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僅為0.64%，影響生產力水平和產業結構升級。

　　如果實現不了經濟轉型、經濟增長模式轉換、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引領，經濟增長率會大幅度下降甚至長期處于低迷狀態。

　　過快城鎮化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

　　1950年至1980年，墨西哥的城鎮化率從42.6%提高到66.3%，2008年的城鎮化率更是達到77.2%，趕超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

　　墨西哥的過快城鎮化導致城鄉關系失衡并激化社會矛盾：一是超前的人口集聚和城市的承載能力失衡。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墨西哥的土地兼并、外資對農業的壟斷、去農業化等，導致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謀生。而城市發展缺乏產業支撐、基礎設施不足、住房體系不夠完善等不能有效滿足人口大規模的城市集聚。僅以就業為例，墨西哥58%的就業人口處于既無保險也無福利的非正式就業狀態，城市難以提供大量穩定的就業崗位。

　　二是“城市病”的廣泛存在。超越工業化發展階段的快速城市化，使城市人口過度集聚，僅首都墨西哥城就承載了全國大約20%的人口，由此產生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貧民窟等城市社會問題。

　　數據顯示，墨西哥全國總人口的20%，即1470萬人口居住在貧民窟，貧民窟暴力犯罪、社會矛盾、城市沖突、聚眾抗議、居住人口的子女教育等問題十分嚴重。而這一系列社會問題，又給經濟發展帶來掣肘。

　　社會發展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社會失衡主要體現在貧富差距突出方面，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也是社會結構轉型和社會階層分化的階段。墨西哥人均GDP達到上中等國家標準，但是發展的普惠性、包容性和公平性不足。

　　在資源配置機制上，政府將更多資源向國際巨頭和壟斷資本傾斜，而稅負主要由中低收入群體承擔，基層民眾存在較強的被剝奪感。截至2012年底，墨西哥全國貧困人口為5330萬，占人口總數的45%。

　　另外，墨西哥快速城鎮化過程中，城市基尼系數由0.67上升到0.78，已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研究表明，社會階層的過度分化、貧富差距過大容易引發社會沖突和社會矛盾，會制約普通民眾的消費購買力，難以有效刺激內需，有礙于經濟增長甚至會造成經濟發展停滯。

　　為維護社會穩定、贏得民眾支持、縮小貧富差距，墨西哥出臺了一系列涉及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就業服務等領域的政策，又出現超越經濟發展階段的“福利趕超”現象。墨西哥政府將重點放在擴大社會性支出上，社會性支出水平在1960年至2011年占GDP的平均比率為9.41%。但是，由于政府財力不足，“福利趕超”又通過擴大赤字來滿足社會性支出需要，進一步加劇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再加上利益集團博弈、社會治理能力不強等原因，很多社會政策并未產生預期的效果，出現公共服務短缺現象。

　　總之，墨西哥的經驗告訴我們，“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經濟與社會轉型問題、是國家的協調發展問題，一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如果不能根據全球化大勢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整體轉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要素短板、發揮科技創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處理好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關系、解決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結構性失衡、解決社會貧富分化產生的社會矛盾，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問題和作為非經濟因素的社會問題是導致一個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不僅需要實施積極的全方位的經濟結構轉型、適應全球化帶來的新趨勢和新挑戰、推動技術創新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國家內部結構性要素的均衡發展，還需要構建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提高社會治理水平以消解社會矛盾、創新政策以優化利益格局和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