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環球》雜志記者 樂艷娜

“除了在中國能掙錢，還有哪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廣州代表處所長清水顯司談到今年日本企業的發展情況時，略顯無奈地對《環球》雜志記者這樣說。

今年一度甚囂塵上的“大批日本企業排隊撤出中國”的新聞讓他頗感意外，因為不論是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對在華日企的調查，還是根據他對日本供應鏈改革措施推動的成效來看，這種說法都立不住腳。

“先不說‘大批日本企業’這種說法是否恰當，即使是真的決定離開中國的企業，其最大的原因也可能是無法與中國正在崛起的企業競爭，業務量減少，不得不尋找新的市場，而非是響應（日本）政府的供應鏈計劃。”清水表示。

1700多家日企“撤離”真相

今年以來，日本政壇屢次出現“減少對華依賴”的提法。3月，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未來投資會議”上表示：“由于中國等國向我國供應的產品減少，對我國供應鏈的影響令人擔憂，因此對一國依賴和附加值高的產品，謀求生產據點回歸我國，對于其他產品，也盡量不依賴一國，讓生產據點分散到東南亞等地以實現多元化。”

4月7日，日本政府出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癥緊急經濟對策”，其中包括一項企業改革目前脆弱供應鏈的計劃，對愿意回到本土的企業共提供2435億日元（約合154億元人民幣）的財政預算支援。7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公布第一期名單，有87家企業得到730億日元的搬遷補助金，其中57家回到本土，30家移至東南亞。8月5日，第二期情況公布，統計有1670家企業提出申請，這也是部分媒體所謂“1700多家日本企業排隊離開中國”新聞的來源。

這項計劃分為“針對在國內投資的補貼”和“海外供應鏈多元化支援”兩大部分，財政金額分別為2200億日元和235億日元。日本政府的補貼條件是：對于某一國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產回歸日本國內，或向其他國家分散生產基地、謀求產地多元化。從日本經產省公布的企業名單來看，目前已獲得補貼的企業，包括防護口罩、基因檢測試劑、消毒酒精等在內的防疫用品生產企業40余家，作為在華日企主力的汽車制造、金融和商貿類企業，并不在其中。

仔細看這份企業名單，會發現其中一些獲得補貼的企業并非是“撤離”，而是在疫情之下迫于進出口順暢壓力而建設新廠。如第一期名單中的艾姆株式會社（I’m Corporation），于2005年3月在中國蘇州成立艾姆科技有限公司，據公司透露，日本政府的補貼主要用來在日本建設新廠，生產其中國公司并沒有生產的無紡布口罩，公司并沒有考慮退出中國市場。

另一家東根市制藥公司Ace Japan則由于疫情期間從中國進口化學原料困難，決定利用日本政府的補貼在日本建設一個生產化學原料的工廠，生產無法進口的原料，以按期完成訂單。

也就是說，日本政府這項關于供應鏈的改革計劃并不是以“撤離中國”為前提的，這一點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廣州代表處公共支援部的田中琳大郎證實。他對《環球》雜志記者表示，向日本政府提出補貼申請的大部分企業都是以新增項目為主，或者本身就有計劃將生產線轉移到日本國內或東南亞國家，“政府的政策導向并不會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企業還是要跟著市場走，而絕大部分日企到中國投資，目標就是中國市場，并不想移走。”

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對在華日企的調查報告來看，2015?2019年，在華日企擴大、維持和縮小在華業務的比例基本保持穩定，其中計劃縮小在華業務的企業占比較小。除2015年這一比例達到8.8%外，2016?2019年均在5%至5.4%之間。同一機構的廣州代表處在4月對華南地區約3500家日企進行了調查，其中91.7%的日企表示并沒有計劃轉移在華業務，較2月的調查增長了6.9個百分點。

針對日企縮小在華業務的原因，該報告顯示前五位的因素分別是：當地銷售減少、成本增加、出口低迷、難以確保勞動力和發展潛力小。當地銷售減少這一因素的影響程度不斷增強，2018年回答這一原因的企業占比為37.5%，2019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66.7%。

9月，中國日本商會《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20白皮書》發布會現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所長堂之上武夫對“日本政府鼓勵日企撤離中國”的說法加以澄清，指出補貼政策并非專門針對中國，而是針對全球，也不是鼓勵撤離，而是包括保留在別國生產線的同時，在日本另建新工廠的情況。

它們“深耕中國市場”

6月，8家新門店；?8月，19家新門店……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優衣庫在中國市場的開店速度讓人側目。8月的19家門店分別開在了18個城市，浙江桐鄉、江蘇丹陽、安徽蚌埠等6個城市是首次進入。

“中國是優衣庫在海外的第一大市場，優衣庫希望通過發布適合中國消費者的服飾新品，以及加速下沉到更多的二三四線城市的動作，深耕中國市場。”運營優衣庫的日本迅銷集團全球資深副總裁、優衣庫大中華區首席市場官吳品慧日前表示。

迅銷集團10月發布的最新增長預期顯示，受益于在中國擴大開店等因素，集團2021財年（截至2021年8月）的合并凈利潤預計創出歷史新高，該公司的股價10月16日也創出上市來的新高，躍居日本國內第7名。

日本大公司忙著在中國擴張，那中小公司呢？

2018年，專注于圖像軟件的日本Morpho公司在中國成立摩爾圖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目前已經成功為華為、小米等知名中國企業提供服務。公司董事、產品總監鄭鳳龍是總公司派駐中國的4名人員之一，他對《環球》雜志記者表示，中國子公司是目前海外子公司運營狀況最好的一家，公司完全沒有撤出中國的任何計劃，而是不斷進行產品研發，以期能與進步神速的中國企業共同競爭龐大的中國市場。

對于日企的產業轉移，鄭鳳龍表示，更多地是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市場潛力相關的。近幾年來，Morpho公司韓國分公司的業務率不斷下降，因為該國的自研率穩定提升，導致分公司市場份額下降，但公司目前也沒有撤出韓國的打算。

“在中國，我們的競爭對手非常強大，因此我們接下來的發展很可能不是‘克隆’總部，而是會根據中國市場的獨特性，在研發和銷售上有自己的路線圖。從目前看，因為競爭激烈，市場需求大，我們的技術代差是要比在日本國內小的，將來技術水平超過本土也非常可能。”鄭鳳龍表示。

旭硝子新型電子顯示玻璃（深圳）有限公司總經理宇賀神宏之也有同樣的感受。公司的工廠現在正日夜趕工。“疫情大背景下，人們對電子產品的購買增加，使得電子顯示玻璃的需求也與日俱增，訂單都增加了，誰還想撤出？”宇賀神宏之對《環球》雜志記者表示。

旭硝子目前處于產業鏈的上游，而其直供的下游企業是中國公司，全面針對中國市場的定位不僅使其沒有撤出中國的計劃，而且生產的產品也區別于其日本母公司。“中國的代際更替更快，我們對生產線的許多更新在日本國內并沒有進行，這是我們看好中國市場的原因之一。”宇賀神宏之說。

為包括松下在內的多家知名日企提供法律服務的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律師、合伙人尹秀鐘告訴《環球》雜志記者，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日本提出了“中國+1”的戰略，即除了在中國布局外，積極向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擴張，一些日資中小企業隨之將生產線全部或部分轉移到勞動力成本和土地價格更低廉的東南亞國家，“在我看來，日企向東南亞的轉移已經基本完成”。

他指出，在中國，尤其是華南地區，大部分日企是制造業企業，比如豐田和本田這樣的大汽車廠商，其業務本就是針對中國市場，不太可能撤出，所謂的向東南亞，以及現在日本討論非常多的向印度轉移，更多的是母公司在保留中國業務的同時進行業務的多維拓展；而且，新近幾年頻頻落戶廣東、上海、江蘇的日本高科技公司，在中國主要是進行銷售、研發，中國龐大的市場、完善的產業鏈和充足的人才資源是東南亞國家無可比擬的，以至于一些日本的金融機構都進駐中國，與一些地方城市開始科技項目的合作，“這些都表明了絕大部分日企并沒有撤出的打算”。

“沒有比這里更好的地方了”

摩爾與旭硝子，或多或少均與高新技術相關，沒有轉移的需求，那傳統制造業呢？近年來，隨著中國要素成本上升，部分外資將目光轉向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地區，美德等發達國家也鼓勵制造業回歸，諾基亞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三星電子通信公司（深圳）撤出，都曾是轟動一時的新聞。《環球》雜志記者在東莞、佛山等制造業集聚地的實地調研顯示，一些勞動力密集型的日企確在考慮調整其產業鏈布局，但絕大部分日企并無撤出中國的打算。

主要生產汽車制動系統和發動機系統零部件的三櫻工業株式會社，是一家擁有日本約三分之一市場份額的大公司，它于2012年在東莞成立了三櫻（東莞）汽車部件有限公司，目前在中國境內共有5家工廠，其他幾家分別在天津、無錫、廣州和武漢。

東莞分公司人事總務部部長金仙女告訴《環球》雜志記者，盡管存在疫情，總公司派駐到東莞的日籍工作人員2月10日就回到了中國，工廠開工也沒有受到影響，目前訂單非常穩定，因為其95%的產品都是提供給中國國內廠商，原材料的調配也都在中國國內進行。據她了解，總公司在未來的三到五年里，并沒有任何要轉移產業鏈的計劃，也沒有到其他國家增加投資和擴張的計劃。

不過她坦言，招工問題確實是目前困擾公司的一大難題，“用工成本上升，再加上季節性流失比較嚴重，我們不能不招許多臨時工來補充勞動力。”

年銷售額約2億元的東莞佑能工具有限公司（下簡稱佑能）成立于2002年11月，是日本佑能株式會社全資成立的海外分公司，主要生產及銷售精密數控加工用高速超硬刀具、鉆頭研磨機及模具。公司管理統括、經理片桐浩二向《環球》雜志記者介紹，今年2月17日工廠復工后，材料采購、銷售并未受到太大影響。

“我入職十多年，底薪從最初的345元漲到現在的1900元，可以看出用工成本確實增長很快。”佑能總務部副經理陳吉輝向記者坦言，2002年時，公司生產的產品在中國市場供不應求，不愁訂單，但從2008年后競爭日益激烈，國內企業的業務量不斷攀升，使得佑能產量雖增加，利潤率卻有所降低，而且，“我們在東莞設廠較早，設備老舊，工廠占地面積對現在的產能來說不太夠，需要更新換代了”。

對于日企在經營中所遇到的困難，東莞水鄉特色發展經濟區管理委員會經濟發展促進中心副主任高志全告訴《環球》雜志記者，管委會正在努力幫助解決，希望留下優質的日資企業，實現東莞的產業升級。

東莞水鄉管委會于2019年5月成立，就是為了改變以往招商缺乏規劃、產業模式落后的弊端，整合東莞5個鎮的資源，通過市級充分賦權，重點統籌發展規劃、區域開發、招商引資、重大項目建設和政務服務交通提升五大方面，全面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三星電子通信是因為無法應對競爭才離開中國的，日企不想步其后塵，”高志全頗有信心地對記者表示，“目前在水鄉有20多家日企，據我了解，還沒有想撤出東莞的。究其原因，一是產業鏈上下游都在這里，這是企業的根基；二是東莞擁有區位優勢，離港口、機場都非常近；三是東莞的營商環境也非常好。”他指出，管委會當下的招商重點用兩個字概括，就是“守鏈”，要保證產業鏈至少67.5%都可以在東莞解決。

佛山早稻田科技服務有限公司位于國家環境服務業華南集聚區，主要為位于華南的中日企業提供環境診斷及咨詢、中日商務對接等服務，其服務對象包括豐田、本田、日立造船等多家日企。董事長林慈生告訴《環球》雜志記者，據他對提出搬遷補助金申請的日企的了解，許多是原本就有搬遷計劃的企業，規模也都比較小，并不是在華日企的主流。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日企一方面完善在華產業鏈，一方面有意識地收購中國破產企業，加大投資。“全球只有中國廠家能正常生產，所以很多日企不僅不想轉移，反而有增資擴產的想法。而且據我了解，一些轉移到東南亞的勞動密集型日企發現雖然用工成本有所降低，但用工質量和基建達不到理想狀態，大部分產品的銷售目的地還是中國，因此非常后悔。”林慈生表示。

正在佛山處理工程事宜的深圳市海內外建筑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總經理巖本敏弘告訴《環球》雜志記者，他所服務的所有華南地區日資企業，“沒有一家申請補貼轉移生產鏈的。我覺得在華日企可能500家中才會有一家提出申請吧。為什么留在中國？因為對企業來說，沒有比這里更好的地方了！”

他表示，隨著廣東省產業整體轉型升級，傳統制造業的發展確實受到了影響，一些日資企業開始向中國內陸遷移，但由于物流成本高、營商環境相對沿海地區沒那么好，因此也比較苦惱，但只要政府能合理地給制造業企業發展空間，企業是不會離開的。

外企到底想不想走？數據是最好的回答。10月16日，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1~10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8006.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6.4%，其中，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16.2%，高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27.8%。這表明，中國吸引外資不僅總量在增加，而且結構在優化，質量在提升。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宗長青表示，中國今年穩外資的成效再次證明，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沒有改變，產業配套、人力資源、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綜合競爭優勢沒有改變，外商長期在華投資經營的預期和信心沒有改變。

來源：2020年12月9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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