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清流縣林畬鎮(zhèn)毛澤東舊居。

　　余杉芳攝（人民視覺）

　　福建省寧化縣泉上土堡，紅軍戰(zhàn)斗遺址。

　　余杉芳攝（人民視覺）

　　中央紅軍長征路線示意圖由中央紅軍長征出發(fā)紀念館提供

　　梧桐秋雨，風雷激蕩。

　　85年前的那個秋天，在福建省長汀縣中復村，觀壽公祠前，6000多人的軍隊悄然集結。他們是即將踏上長征路的紅九軍團，剛剛從戰(zhàn)場上撤下，不遠處仍有硝煙彌漫，炮聲隆隆。

　　紅九軍團的出發(fā)地，是長征的又一重要起點，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將其描述為“福建的最遠的地方”。這片“最遠的地方”，是“風展紅旗如畫”的紅色熱土，凝聚著堅定的信仰和樸素的信念，也付出了悲壯慘烈的巨大犧牲。85年后，我們再次踏上閩西這片熱土，追尋紅色歷史的點滴足跡，追尋那偉大不屈的精神力量。

　　無私支援，鑄就長征堅強后盾

　　寧化縣石碧村，當負重的戰(zhàn)馬和打著綁腿的士兵一同走進這個武夷山東麓的千年古村落時，新奇和疑慮同時在村民們心里積聚。

　　“跟以往那些拿著槍的兵老爺相比，這是一支怎樣的部隊？”

　　幾天后，村民張國令發(fā)現(xiàn)了這支部隊的與眾不同：他們是窮人的軍隊，取消苛捐雜稅，給窮人分田分地；他們軍紀嚴明，從不亂拿村民的東西，會用銀元向村民買柴火，借村民的土灶煮飯還付錢。

　　1930年6月，紅四軍在石碧村的短暫駐扎改變了張國令的一生。他本是村里的獵戶，孔武有力。部隊離開前，他成為紅軍中的一員，還特意帶上了自己打獵用的鳥銃。“聽部隊首長的話，好好打仗，為窮人爭口氣。”母親囑咐他。

　　張國令再沒有回來，4年之后，他犧牲在長征途中的湘江邊。

　　閩西蘇區(qū)，像這樣的從軍故事再普通不過，背后的信念簡單而樸素：跟著紅軍走，窮人有出路。

　　在長汀縣，紅軍被服廠的工人們聽說紅軍要轉移，帶著縫紉機就上了路。“移動工廠”隨紅軍經歷槍林彈雨，工人們常在露天地里干活。這樣的場景讓朱德同志多年難忘，后被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記錄在《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中。“紅軍到長汀以后，工人的工資比紅軍來之前增加了3到4倍。從這一點上來說，工人們把紅軍看成自己的貼心人，是發(fā)自內心地跟著紅軍走。”長汀縣黨史專家張鴻祥分析。

　　發(fā)自內心的情感點滴匯聚，鑄就紅軍長征的強大后盾。長征前夕，閩西蘇區(qū)傾其所有，保障軍需：

　　籌糧——1934年6月，在糧食供給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各縣群眾采取借谷、開展節(jié)約運動等辦法千方百計收集糧食，以響應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緊急動員24萬擔糧食供給紅軍”的要求。至9月初，福建長汀縣完成30954擔，兆征縣完成20504擔，汀東縣完成16259擔，上杭縣完成5241擔，新泉縣完成3010擔，全部超額完成計劃，為紅軍長征供應了十數(shù)萬擔軍糧。

　　籌物——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銅3200斤、錫410斤、鐵1500多斤，還有子彈殼180多斤。長汀縣的赤男區(qū)一次就向紅軍部隊送去了1700多雙草鞋。長汀紅軍斗笠廠1934年8月的產量超過了20萬頂；中央被服廠長汀第三分廠的工人們，1934年5月后天天加班生產軍用被服。

　　籌款——長汀縣在1934年5、6月間共籌款7000余元，兆征縣7月一個月籌款1.7萬余元……

　　生死相依，鮮血中挺立紅色豐碑

　　毛毯，油布包，銅臉盆……長汀縣博物館，一組珍貴的國家級文物，勾連起一段悲愴往事。

　　文物的主人叫唐義貞，1929年與陸定一同志結為伉儷，長征前分娩在即，行動不便，留在了蘇區(qū)。

　　她忍痛將3歲的女兒托付給中央蘇區(qū)衛(wèi)生材料廠的同事，在轉移至長汀后產下一子，又不得不與兒子訣別。身邊僅留的一條毛毯、一個銅臉盆和一個油布包，全都贈與收養(yǎng)兒子的那對夫婦，并用中文和俄文寫下湖北武昌老家的地址。

　　“等革命勝利了，我們即來聯(lián)系。如果我沒有來，就說明我已不在人世了，但也要告訴孩子，我是為革命而死的。”

　　25歲的母親最終為革命而死。被捕時，她把身上一份黨的機密文件揉成團，強咽下去。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lián)Q新天。”閩西紅土地上，有“風展紅旗如畫”的豪邁，更有無數(shù)烈士鮮血浸染的殷紅。

　　“保衛(wèi)蘇區(qū)有責任，禾口淮土比參軍。禾口擴紅一千個，淮土一千多兩人……”1934年4月，福建省和閩贛省掀起了擴紅熱潮。到6月底，福建省參軍人數(shù)達7160多名，閩贛省達1300多名。

　　9月，根據(jù)中央最新指示，征兵動員工作馬不停蹄。至長征前夕的9月26日，寧化縣又有200多人參加紅軍，長汀縣再次超額完成計劃，送到補充團的新戰(zhàn)士多達1292人。閩西青壯年幾乎全部上了前線。

　　大多數(shù)人再也沒有回來。長汀縣濯田鎮(zhèn)，烈士的名單刻滿了紀念館整整一面墻。鎮(zhèn)里同志在一旁介紹：在冊烈士917名，幾乎都在長征途中犧牲。

　　參加長征的近3萬福建子弟兵，到達陜北時僅剩下2000余人。2014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古田會議舊址動情地說：“長征出發(fā)時，閩西子弟積極踴躍參加紅軍，紅軍隊伍中有兩萬多閩西兒女。擔任中央紅軍總后衛(wèi)的紅34師，6000多人主要是閩西子弟，湘江一戰(zhàn)幾乎全師犧牲。”

　　長汀縣中復村紅軍后代鐘鳴，家中6位烈士，其中3位倒在湘江邊。每年，他都要跟村里的鄉(xiāng)親們一起趕往湘江戰(zhàn)役紀念地，那里的石碑上，鐫刻著他們家人的名字。“更多的烈士最終沒有留下姓名，他們同樣不應該被忘記。”鐘鳴說。

　　在中復村，鐘根基是活著回來的極少數(shù)幸存者之一。長征前，鐘根基等17位同村青年一同走向戰(zhàn)場，臨行前跪地起誓：誰活著回來，誰就要為各自父母盡孝！上世紀50年代，老紅軍回村，余生30多年，都在默默踐諾。臨終前，他囑咐家人：“我死后，請讓我把軍功章全部帶走，它們是我的兄弟們用生命換來的，我要把這些軍功章還給他們。”

　　矢志不渝，讓紅色基因世代相傳

　　長汀人鐘宜龍是烈士后代，剛出生不久，他的父母就被反動民團殺害。此后，鐘宜龍被抱養(yǎng)至松毛嶺腳下的一戶人家。6歲那年，他在后方見識過那場戰(zhàn)斗的慘烈——山頭一場大火，草叢燃盡，參與醫(yī)療救治的養(yǎng)母，常跟其他大人抬回一名名傷員，那一幕帶來的震撼至今難忘。

　　鐘宜龍噙著淚，與當?shù)卮迕駛儽閷ど筋^，將一塊塊散落的遺骸撿回，集中安葬。墓碑高約2米，由于無從知曉英烈的名字，村民們只簡單刻上了兩個字——紅軍。

　　鐘宜龍常常看著這兩個字發(fā)呆、流淚。他們?yōu)榧t色信仰獻身，死后連名字都未曾留下。鐘宜龍決心做一名“打撈者”，打撈塵封歷史，為英烈“正名”。

　　工作極其艱難。有的政府沒有登記入檔，有的烈士家庭全部遇難。他只得四處走訪幸存的老紅軍戰(zhàn)士，足跡覆蓋了長汀縣，又覆蓋了周邊縣市。

　　每找到一個名字，他都會買上香燭，來到墓碑前，用一種簡單的“儀式”告慰英烈的在天之靈。平日里，他也會上那兒轉轉，清除雜草，擦拭墓碑。從風華正茂到風燭殘年，風雨無阻。九旬老人無法阻擋時間的流逝，但盡其所能不讓那段光榮的歷史堙沒。

　　閩西紅土地上，越來越多的紀念碑和紀念館挺立，它們標注著這片土地的紅色基因，代表著那些不能忘卻的記憶。

　　長汀縣南山鎮(zhèn)長窠頭村，退休后的鐘宜龍拿出畢生積蓄，騰出祖屋，自費籌起紅色展館。展館內，是他后半輩子苦心收集的紅色歷史。門口，一副對聯(lián)赫然入目：“若要紅旗飄萬代，重在教育下一代。”

　　“那個烽火連天、硝煙彌漫的時代過去了，但我們不能忘卻。守護他們，就是守住一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守住一個國家和民族血液里那股蕩氣回腸的信念。”鐘宜龍說。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9年06月21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