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國際論壇對話】

　　王培堯翻譯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S. Phelps）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李大巍：我們知道，你的研究集中在宏觀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包括就業、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儲蓄、公共債務、稅收、代際公平、物價、工資、微觀主體行為、資本形成、財政和貨幣政策。人類社會將進入后疫情時代，各國經濟逐步重啟，所有國家都面臨著經濟增長的挑戰，所以再次和你交流真是恰逢其時。在你看來，后疫情時代的國家經濟發展應朝著什么方向？

　　菲爾普斯：近期，針對這個話題，我和紐約大學的羅曼·弗萊德曼教授建議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系統性發力，并建議各國政府在四個主要領域做出努力：一是調整經濟現有的生產能力，以克服有效應對疫情所需設備和服務的急速短缺；二是支持那些沒有直接參與危機應對的企業，以便它們能夠繼續提供必要的商品和服務；三是確保人民有足夠的手段購買這些商品和服務；四是建立一套金融機制，紓困償還債務有難度者，從而減輕金融部門所面臨的災難性風險。

　　李大巍：在成功抗擊疫情的同時，中國政府也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挑戰，中國政府決定啟動組合措施，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推進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疫情期間，美國政府也公布了重啟經濟的方案，在第四輪經濟刺激計劃中加入一項“非常大手筆和大膽的”基礎設施計劃，規模將達2萬億美元，集中在就業和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白宮正推動重新開放經濟活動。我注意到，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的同時，“計劃經濟”也在發揮作用。你認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最佳戰略是什么？

　　菲爾普斯：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通常不會被考慮的干預措施。關于宏觀經濟，如果我可以引用凱恩斯的話——“我們根本不知道”，我不知道對于未來全球經濟的各個參與者來說，什么是最好的策略。

　　李大巍：即使在疫情期間，中國政府也在鼓勵人們用創新的思維、新的技術來抗擊疫情，比如基于5G技術的遠程醫療，基于人工智能的設備。在復工復產后，中國政府強調提高科技創新支撐能力，穩定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在后疫情時代，創新將引領國家經濟發展，是系統性發力的組織部分。

　　菲爾普斯：是的，正如你所知，在后疫情時代，中國將從一個以創新為導向的經濟體中受益匪淺，而不僅僅是創業。我的感覺是，中國人可以成為偉大的創新者，而不僅僅是偉大的企業家。在中國的所有時間里，我被中國人民非凡的執著和巨大的決心所打動。過去的三四年里，中國新公司的形成速度驚人，這表明許多這類公司的成立都是為了開發和推廣創始人的新思想。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創新的豐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表達創造力和想象力的能力。

　　李大巍：你是中國創新創業國家戰略的密切觀察者。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是自主創新的推動者嗎？你認為中國有沒有像你著述中提到的卓越創新公司典范？如冰島的索爾法爾公司等，它們是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不僅僅是新技術的應用。中國怎么才能培育出更多這樣的公司呢？

　　菲爾普斯：這些年來，我訪問了中國的幾家公司，對其中大部分或全部公司都形成了積極的印象。在我看來，中國最具創新能力的公司可能與冰島最具創新能力的公司有一定差距。

　　李大巍：獨立性、主動性、成就感和對競爭的接受度，這樣的現代理念在自主創新程度高的國家都很強。一個國家如何能夠提升這些現代理念？

　　菲爾普斯：顯然，中國人有著巨大的活力。我認為，很明顯，中國人有表達創造力的強烈愿望。我不知道中國人有多愿意踏上通往未知世界的航程。我認為，在美國和中國，這必須從教育系統開始。當然，在某些時候，父母也在家庭教育過程中幫助鼓勵這些有助于創新的價值觀。

　　李大巍：近年來，一些全球化的曾經支持者不斷質疑全球化，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卷土重來。這次疫情暴發可能是全球化的重要節點。在全球疫情暴發期間，一些國家已鼓勵其企業撤回本國。這會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大挫折嗎？或者，國際社會是否正在走向后全球化時代？

　　菲爾普斯：如果新冠疫情暴發被證明是反全球化的導火索，我將感到驚訝。我當然贊成在學生交流、科學研究和國際貿易等廣泛領域開展國際合作。我只知道少數幾家公司，都是美國公司，從一個或多個國家撤出。我認為，將這些撤出視為后全球化世界經濟的開端是毫無根據的，當然是不成熟的。

　　李大巍：非常感謝你，菲爾普斯教授。你從歷史、價值觀、創造力的角度進行的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經濟的發展和未來。

　　菲爾普斯：謝謝！看起來疫情已經趨緩，我很期待下半年再次訪問中國一到兩次。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12日 12版）